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一日三餐
现已年过花甲的赵行杰，身材魁梧，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６２年担任周总理的卫士。他以质朴的话语谈到——
１９５４年９月，组织上找我谈话，说调我到周总理身边担任警卫工作。我听到后，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紧张的是怕完不成任务。
就这样，我到了总理身边。当天下午，我在总理住处院内正好遇到了总理从外边回来，行政秘书何谦向总理介绍我：“这是刚调来工作的赵行杰同志。”总理很亲切地同我握手，并和蔼地说：“好呵，欢迎你来帮助我工作。”总理一句话，打消了我的紧张情绪。
这天下午六点多钟，总理开会回来，跟总理外出的同志对我说：“给总理开饭吧。”我马上准备了吃饭的用具，然后就去伙房端饭。大师傅桂焕云很快把饭菜放在打饭的盘内。我看到，只有两个菜、一个汤和二两米饭。当时我心想还会有，等着老桂再放呢。老桂说：“你怎么还不走呢？”我惊奇地说：“总理的生活就这样简单吗？”老桂解释道：“你是第一次给总理打饭，还不了解，总理的生活从来就是这样简单。两菜一汤，每周还必须吃次粗粮。”
当时我端着这一盘饭菜发愣，一个素炒油菜苔，一个肉末炒雪里红，一碗菠菜汤，还不如我在食堂花４角钱吃得好呢。
我开始上班值班后，发现总理每日工作都在十几小时以上，常常通宵达旦。总理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台历。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首先要看看这个台历，秘书们事先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都清楚地记在台历上了。台历纸正反面被写得满满的，一天的时间也是排得满满的。开会、汇报、谈话、会见、作报告，一个接一个，连一分钟的空闲都没有似的。
我一看，产生了一个疑问，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台历上怎么没有安排，这就是总理的吃饭时间。人是铁饭是钢啊，只有吃饭了才有劲工作。当然老秘书们听了我的疑问是会发笑的，总理从来不安排吃饭的时间。有空就吃，没空就拖一拖再说，或边吃边开会，边吃边谈话，边吃边听汇报、听文件、听消息。而吃饭的时间安排就由值班的人灵活掌握。而这种安排，最后往往被总理自己重新安排。我值班时就常遇到这种情况，把饭菜打来了，但直到凉了总理也顾不上吃。我只好端回伙房重新热一热，有时甚至来回好几次，总理才能吃上饭。
“秘密”行李箱
周总理生前的警卫乔金旺，五六十年代守卫在总理身边。总理病重期间，他竭诚尽责地服务在病榻前，直至伟人长逝。他回忆起往事——
我断断续续地在总理身边工作２０多年，国内国外地跟着跑了不少地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总理生活十分俭朴，从不搞特殊化。总理出差，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要我们带一只旧行李箱。箱子里放什么呢？一床薄薄的被子，一个枕头，两件睡衣，外加洗漱用具。而所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一件是新的。
最破的要算总理的睡衣，穿了数十年。脊背部分着床容易破，先是磨光了绒毛，尔后是磨出小洞，最后是破成大洞。从出小洞时就开始补，补了又补，补丁压补丁。最后洗烂了，无从补起，就把背整个换掉。破了再换，也不肯买件新的。
袜子呢，也是这样，出国时带上几双，没有一双不带补丁。好在袜子都是破在脚掌上，穿上皮鞋就看不出来。每次随总理出国我们都得带上针线，准备随时补袜子。晚上总理上床了，我们将袜子拿去补，第二天早晨提着袜子进来再让总理穿上。你都猜不到总理的擦脚布是什么做的。一般人用毛巾吧，总理不，他就用一块纱布，对折起来缝在一起。他说纱布比毛巾好用。
总理过俭朴生活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并且国内国外一个样儿，并不以为出国就得怎么样，国家还不富裕么！泱泱大国的总理出国就穿这样的旧睡衣破袜子，外国服务员看见还不笑话我们吗？！所以每天早晨总理一起床，我们警卫就先进去，将总理的旧被子破睡衣折叠好，赶快收进箱子锁起来，不叫服务员看见，等到晚上，总理临睡前再开锁拿出来。那些不知底细的外国服务员还以为里边藏着什么机密或金银珠宝呢！做梦也想不到竟会是一箱破旧衣服！
修房风波
走过草地的“红小鬼”何谦，从延安跟随周总理到重庆办事处，当总理的警卫，后提升为总理的副官。解放后任总理的机要秘书。他满怀深情地谈起总理——
周总理一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只讲奉献，不讲索取，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感人事例不胜枚举。就说１９５９年西花厅修房子的事吧，我既受教育，也受感动。虽然受了总理的批评，但从内心深处，至今仍然觉得从总理的健康考虑，这样的事值得做。
西花厅陈旧的老式房屋，光线很暗，青砖地，很潮湿；厨房在房后小平房里，做好饭送到总理吃饭的地方要绕过一条露天的窄小胡同，不易保温；办公、居住条件比较差，特别是总理有时膝盖疼，这和他日日夜夜长年在砖地上办公大有关系。看到这种情况，作为主管行政生活和警卫工作的秘书，我心里很不安。正巧，１９５９年初，总理出差，要在外面呆两个月，我没有随行，邓大姐也不在北京，我感到是个机会，决定把房子维修一下。这次维修，本是略加改善，并没有大动，只是在砖地上铺了地板，从厨房到饭厅打了个带棚通道（两处本来是紧挨着的，直接打通，工程量很小），另外为了改善室内光线，把顶灯改了一下，窗帘换成白色的。后来看到走廊立柱的油漆全掉了，太破旧，索性漆了一下。虽然没有大动，但是经过维修，的确是焕然一新。２月份，总理外出回来，一进门就怔住了，惊讶地讯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总理发脾气了，发脾气倒还好，这回可真急了，拔腿走了，不同意回来住，临时住到钓鱼台去了。他要求说：“你们把室内原来的东西给我换回来。”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旧窗帘和其他旧东西又换了回来。
３月１５日总理视察河北。到天津时，专门把我们叫去个别谈话。我猜想，准是批评修房子的事，果然，就是为这件事。总理和颜悦色，语重心长地说：“何谦，你跟我这么多年了，早就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我的心思。房子不是不能修，可是不能修得太好嘛！现在要我去住，我心里不好受，要是我总不回去住，你们心里又不好受。这样吧，你们把屋内陈设全换回原来的东西，我回去住。”我连忙说：“都换回来了，您回去住吧。”
为了这个他自己并不知情的“修房子事件”，总理三次在国务会议上作自我批评，他对几位副总理和部长们说：“借此机会我得作自我批评，修了房子你们可以到西花厅去看看，修的标准太高了，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总理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对干部队伍，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发扬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无疑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郑红深　李学江　张德华采访整理）（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