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自主权落实了多少？——上海工业界的议论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记者来信

　　国有企业自主权落实了多少？
——上海工业界的议论
本报记者　章世鸿
记者本来想请一些厂长谈谈这个题目，但同了解内情的行家们提起，他们面有难色，说这个问题目前难谈，因为情况比较复杂，厂长们都有些怕谈。谁也不能说自主权完全没有落实，从现象上看，厂长们从去年以来，都很活跃，各厂都有一套打算，有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同１９９１年前守株待兔的局面大不一样。但又不能说完全落实，每个工厂都有不少难题，其中有内因，更有外因，而且外因又很复杂，涉及面很广。因此厂长们都不大愿多谈。
上海市政府对落实企业自主权是坚决的。去年７月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后，为其中规定的１４项经营权得以落实，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一份条例实施细则，共７０条，把１４条具体化了。这个细则经过反复讨论，已经定稿，正组织力量向企业作宣讲，让每个企业心中更有底，而且便于操作，同时回答各企业在落实自主权过程中各种具体矛盾该如何解决。这个工作目前正在进行。
市政府决心很大，企业的要求也很强烈，但中间环节仍有阻力，关键在于主管部门，要看他们是真想放权还是做表面文章。不少厂长私下认为，目前法制不全，不能按法办事，企业的权，要靠上面“给”。这里就出现几种情况：一种是主管部门开明些，思想解放些，企业得到的权就多些，快些；否则也可以用各种理由来“拖”。另一种情况是看厂长同主管部门关系如何，关系好的，就占便宜；“活动能力”差的，同上级关系较浅的，就吃亏。当然，也有个别厂长敢顶，“会哭的孩子先得奶”，也可以争得些权力，但多数厂长都不愿这么干。市政府为此加强了监督机构，提出凡截留、限制、干预、侵犯企业权益的，企业可以投诉。但投诉者并不多。谁愿意得罪顶头上司呢？
各个企业社会地位如何，实力如何，也直接影响其取得自主权的多少。上海有一批知名度高、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他们最先被批准采用“三资”企业一套管理机制，已经打开局面，１４条经营权，基本上都有了，而且他们还想有所突破，取得更多自主权。这是少数。多数一般企业，则有了几条自主权，但又有不少难题，并不能完全落实。至于少数亏损企业（市经委系统大约有１００家），他们更多希望上级支援，而并不希望自主，因为害怕得了自主权反而失去依靠。
根据工业界人士私下反映，影响企业自主权落实的客观因素，远比我们所想的多得多，这是因为我们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还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计划经济体制仍在发挥作用。企业面临许多特殊情况，需要作特殊处理，或者明知不合《条例》精神，但也只能如此。
比如，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按条例规定需要签订合同，不签订合同的，企业可不安排生产。但经常有各种特殊情况。由于各种需要，上级要临时追加生产指标。他可以说这不属于指令性的，但实际上还是指令性的，企业不能不接受。
比如，条例规定，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指令性计划以外的产品，任何部门和地方不能对其采取封锁、限制和其他的歧视措施。这一条在目前地方保护主义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往往难以实现，产品推销仍有各种阻力。这样，企业虽有产销自主权，也就很难落实。
比如，企业享有进出口权，这一条对多数企业来说是纸上谈兵。市政府希望逐步改善这种状况，但这一问题上海市也无权解决。上海工业界希望取消产品出口配额制，改为招标制，因为配额制不符合市场公平竞争原则，拿到配额的企业就得利，甚至有的出卖配额指标，从中取利。而对许多企业来说，没有配额，所谓“享受进出口权”完全是一句空话。
再比如，企业享有拒绝摊派权。这更是一个大难题。摊派，有各种情况，很难完全拒绝。有些摊派明知不合理，但有“来头”，谁又敢拒绝呢？
此外，从企业内部来说，也有个转换机制的问题。有的企业在取得自主权后，确有滥用职权的现象，这往往成为主管部门不想放权的一个理由。这是一种来自企业内部的干扰。为此，企业也必须努力深化内部改革，真正建立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但这个问题的发生，又同国有企业产权所属问题有关，从根本上说，需要制定国有企业产权法。
看来，围绕企业自主权落实问题，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上海工业界人士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同整个社会的经济改造、党政机构改革相联系，也同企业自身的深层次改革相联系。出路在于加快配套改革的步伐，各方面形成一股落实企业自主权的合力。
但应该说，总体上看，形势在不断好转。自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上海经济出现新的飞跃，许多企业开始跳出困境。尽管自主权没有完全落实，但毕竟比过去的处境好得多，在他们面前，道路显得开阔起来，有了新的奔头。社会的风气转向实干，少说多做，能干到什么程度就干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为什么上海企业界的氛围仍然很活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