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潮中的小说创作——１９９２年短篇小说新作掠影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瞭望台

　　经济大潮中的小说创作
——１９９２年短篇小说新作掠影
胡平
处在当今的经济大潮之中，潜心于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写作，也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然而，１９９２年全国短篇小说的创作形势仍令人欣慰。这一年的创作，总体上追求一种深远、淡泊、纯净的审美境界，见出作者沉稳、自信的创作心态，无疑说明了短篇创作上的新的收获和新的成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铁凝的《孕妇和牛》（《中国作家》９２．２期）。一个怀孕的农村少妇和一头母牛相伴而行，田园诗般的色调透视出现实中酝酿的生活热望和强烈的生命意识。何立伟写出他的第二篇《日子》（《山花》９２．７期），怀了同样恬静的心情。日子像流水一样悄悄逝去，作者祝愿母亲和心灵不胜缠绕的男男女女都能有幸见到远象，为自己保留下一片安宁。这类创作风格出现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非属偶然，它表明了人们在寻求精神方面的依托和重建信念中的努力。
迅速变革的现实正促使小说不断产生新鲜的题材和样式，情节因素再次得到强化。以邮票交易为题的《花落谁家》（薛冰）（《青春》９２．１１期），以桥牌竞技为题的《摊牌》（孙颙）（《上海文学》９２．１期），以公关销售为题的《女人之约》（毕淑敏）（《青年文学》９２．８期），情境严峻，悬念迭起，险象环生，节奏和情绪氛围上与过去小说迥然有别，乃是商品经济发展后社会竞争空前激烈的写照。不过有趣的是，大量作品对现实的反映是曲折和间接的，作者似乎更愿意退后一步，从更广阔的景观上看待眼底的场面，小说多带有人生哲理的意味。读李国文的《涅槃》（《作家》９２．７期）、吴晨笳的《塾师》（《人民文学》９２．１２期），不难体会作者意在赞许艺术家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在贾大山的《容膝》（《河北文学》９２．６期）、范小青的《酒话》（《山西文学》９２．４期）中，超然物外、洁身自好的传统人格再次得到肯定；甚至在描写商贾人氏的《古董商》（黄家刚）（《花溪》９２．７期）等小说中，所怀念的也是一种兼义兼利、雍容达观的生意态度，这些作品不是对现实作切近的观察，而是对现实作出深刻的思索后的产物。
与此相呼应，新历史主义的创作十分活跃，一批年轻作家热衷于大胆勾勒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旧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韩东的《团圆》（《北京文学》９２．８期）、王文莉的《流浪的天空》（《满族文学》９２．３期）、王晓明的《西路军魂》（《东海》９２．５期）等，在场景和细节描写的真切感上达到了使人惊讶的程度。新历史主义作品的繁衍可以被视为小说在开拓创作的自由空间上的重要尝试，而这类创作与上述其它一些创作无意中形成某种共同的流向，那就是力图打通历史与现状、社会与人生、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界限，追溯一些涉及本源的问题。固然今日的读者更倾向于通过报告文学迅速了解世界，但他们只能通过小说了解自己的生存状态，因为小说比历史更接近于哲学。
经济热潮对小说的冲击和推动是双重的，其功绩主要是迫使小说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取向、重新面对读者。概观之，１９９２年的短篇小说篇幅更短，内容更精粹，可读性更强，形式更精巧。如《鱼市·夜渔》（莫言）（《小说家》９２．２期）的迷幻、《高枕·寿桃》（李贯通）（《北京文学》９２．６期）的隽永、《舅母》（俞胜利）（《人民文学》９２．２期）的含蓄、《水思》（李钧龙）（《边疆文学》９２．５期）的清纯、《钥匙的故事》（苏子）（《百花园》９２．１期）的机巧，都表现出作者对短篇体裁独特的形式感的理解。另外需要提及的是，一年来的短篇佳作中有许多仍在继续叙事和句式方面的探索，造成鲜明的修辞效果，维护了纯文学的先锋性。刘庆邦的《白煤》（《北京文学》９２．４期）、蔡测海的《留贼》（《湖南文学》９２．６期）、阎欣宁的《极限三题》（《解放军文艺》９２．２期）、姜贻斌的《二十四面风》（《青年作家》９２．１期）等，即可略见一斑。如果说这一年的中篇小说以大规模恢复写实为特点，那么短篇小说则相对保持了文体的灵活性，为各种艺术实验提供了最后的基地。
随着文化市场机制的全面引进，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发展会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竞争必将大量淘汰一般平庸之作，鼓励真正优秀的和拥有读者的作品问世。人们终将认识到，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前途不取决于外界条件，而取决于小说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