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魅力——忆埃及艺术家黑白夫妇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域外散记

　　文化的魅力
——忆埃及艺术家黑白夫妇
汪铮
不久前，我随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代表团访问埃及。在开罗，结识了埃及团结委员会委员、画家黑白先生。当他用流利、标准的中国普通话对我们说话时，我确实感到惊讶。可真正让我吃惊的是那天下午，我们应邀到他家里作客。当我走进黑白先生家的客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是在离祖国万里之遥的埃及开罗——我走进了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家庭”。屋里的一切陈设都是典型的传统中国样式：一整套红木家具，包括雕花的柜子、八仙桌、太师椅。天花板上吊着宫灯，书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四壁挂满了中国字画。黑白先生则穿着一件黑色的对襟夹衫，像一个在北京的胡同里随处可见的和蔼宽厚的老大爷。他笑容可掬地看着吃惊的我们，并操着地道的京白向我们介绍壁上的字画。这里有李可染、吴作人、叶浅予、黄永玉、黄胄等大师的真迹。占了半面墙壁的是颜真卿所书《后出师表》的拓片。这时，黑白先生的夫人图玛德为我们端来了茉莉花茶。两位老人讲起了他们和中国的故事，一个让我感动的传奇般的故事。
原来，黑白和图玛德曾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一年作为埃及派往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到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中国画和版画，曾师从著名画家李可染先生。在此之前，他俩是开罗美术学院的同学，新婚燕尔，就双双飞来北京，学习中国美术。说起“黑白”这个名字的来由，还有一段趣事呢：黑白先生的英文名字是Ｈｅｂａ，发音有些像汉语的“黑白”。中国同学说，你来中国学版画，版画也有黑白二色，你就叫黑白吧。他很喜欢这个名字，在他给我的名片上就赫然印着他写的行书“黑白”二字。他们在中国一住就是五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降生在中国，他们给她取了一个当时中国最流行的名字“小红”。一九六一年回国时，他们带回了这整套中国家具，因为他们要在埃及安一个“中国家”。
黑白先生现在是埃及一家画报的编辑，并从事许多社会工作。不久前他还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文章：《没有统一制服的中国》。临别前，图玛德交给我一张纸条，托我回国后按纸条上的号码给她“最亲”的中国同学金莲绣打电话问候，并告知前些日子的地震没有给他们带来影响。
金莲绣现在首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工作。在电话里，她热情地向我们说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往事：黑白夫妇到中国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可他俩从没有牢骚和抱怨。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下乡劳动，尽管不安排留学生参加，可他俩总是主动要求一起去。挖沟、种树、修水库，表现得都很积极。一次下乡劳动，正赶上冬天，同学们住在老乡家里，屋里没有火，冷极了，大家冻得睡不着。这时图玛德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她让金莲绣钻进她的被窝里，两人挤在一起，然后再把金的被子加盖在上面，这样就暖和了。别的同学也马上学着她们的样子做。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岁月，使他们与中国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俩一到中国就爱上了中国艺术。也正是这种对艺术的热爱，使他们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毫不动摇。五年间他们从未回过埃及，很用功，很专注地学习中国画。由于平时和中国同学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的中文提高得很快。离开中国之前　，他们已经会说许多中文的绕口令。他们学会了中国的艺术，他们掌握了中国的语言，他们的心也留在了中国。
一九六一年回埃及时，他们原以为很快还会回来的。可是，一别就是二十八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甚至和中国的朋友们失去了联系。可他们时刻都在惦念着中国，惦念着他们的朋友们。七十年代，中国乒乓球队到埃及参加比赛。黑白夫妇在比赛结束后，拚命挤近中国运动员，对当时的世界冠军庄则栋说：“请代我们向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们问好，我们想念他们。”后来这件事被刊登在北京一个刊物上。
金莲绣怎么也忘不了一九八九年他们在北京机场重逢时的情景。当时她和图玛德紧紧拥抱在一起，“脖子都快要搂断啦！”她们都禁不住泣不成声……
阔别后重又回到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对一切都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他们像孩子般兴奋，急切地想见到以前熟悉的每一个人，想去以前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图玛德甚至坚持要去当年她生小红的那所医院，去看看当年的接生大夫。而每一次都免不了要激动得掉泪……
我常想：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两位埃及人对中国如此魂牵梦萦，一往情深，对中国的友好情谊始终不渝？我想这主要来自一种文化的魅力。是文化，在这两个文明古国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临别开罗前，黑白夫妇在尼罗河边一家餐馆为我们饯行。黑白先生说：“埃及有句古话，‘喝过尼罗河水的人还会再回来的’。希望你们再来埃及。”此刻我也衷心地祝愿黑白夫妇能常回中国，看看他们日新月异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