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众长　独辟新径——周光召谈中国科学院改革的思路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博采众长　独辟新径
——周光召谈中国科学院改革的思路
本报记者　樊明经　谢联辉　温红彦
“中国科学院的改革现在进入了关键阶段，要在２０００年以前完成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这样开始了同我们的谈话。他强调说，中科院为自己寻求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符合社会和科学发展规律的模式，经过了几个阶段的探索。这两年，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之后，我们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外国的长处，对自身改革的考虑比以前深入，方案也比较完善。
突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又要利用好原有体制的遗产
周光召回顾了中国科学院发展的历史过程。他说，中国科学院是在５０年代初期仿照苏联科学院的体制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是完全的计划体制。这个体制过去起过很大作用，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能够集中人力物力，完成国家某些特定的重大目标，例如，“两弹一星”的成功，运载火箭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都是不能否认的事实。然而这个体制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环境，弊端越来越明显，必须加以改革。但是，这个体制也为我国造就了一支优秀的科技队伍，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远远超过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就要求在进行改革时一定要考虑如何利用原来体制的遗产。
周光召进一步分析，如果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在科学院搞市场体制，那就要把这支科研队伍、这一大批科研单位首先瓦解掉，再随着经济的发展慢慢形成新的配置。从国外有些地方的情形来看，一旦瓦解掉，要恢复就很难了。所以，我们选择的模式，一方面要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另一方面要尽量保留这支队伍，加以合理配置，使它更好地发挥对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
以发展的眼光，在发展的过程中借鉴各发达国家的经验
周光召在作了纵向的历史回顾之后，又对美国、日本、德国发展科学技术的长短得失作了横向的对比。他着重指出，我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照搬外国的做法。外国也时时在变化，不能用静止的观点看待外国的经验。应当以发展的眼光放在发展过程中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的对比分析，从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上观察到若干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越来越高，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社会生产对科技需求的反馈越来越快，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越来越强。世界上最早认识并利用这一趋势的是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非常注意将科研成果开发成为商品，利用市场加以推动，科技力量大批进入企业，企业界也大量投资发展科学技术，结果，它的经济发展比其他国家都快。
其次，国际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经济情况好、资金充裕的时候，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就多一些，而在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就要求在科学研究上的投入必须取得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全世界的首富，在科学研究上投入大量资金，但不大注意研究成果的转化，被日本着了先鞭。到８０年代美国的经济地位下降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大力发展工业——大学科研联合开发中心，很快在多媒体高清晰度电视、计算机等高技术的发展开始领先。原因是高技术领域的新思想、新方向大都是美国人提出来的。可见最终还是取决于基础研究和总体科技力量的雄厚。这种对比提醒我们深入思考科学的发展是否只由社会实际需求来推动。
再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靠市场需求推动，既提出研究课题，也提供大量投资；另一方面是来自科学发展本身、来自实验室的推动力。实验研究提出的课题在时间、空间、层次各种尺度上都比社会当前生产的需求超前很多。引发历史上一系列社会性变革的科研成果几乎都是实验室在许多年以前做出的，例如电子、激光、半导体等等。当然，在科学家以追求知识、探索未知为动力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社会的实际需求，也会把自己封闭在“象牙之塔”里，轻视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这种观念在某些外国科学家中是根深蒂固的。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的经验值得重视，它在历史上多次从落后转化为先进和强大。现在它不仅在西欧执牛耳，而且工业品出口和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位，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德国的科学与经济是均衡发展的，德国对基础研究的组织方式，是在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之下建立了几十个人员精干的研究所，还有十几个大的科学中心。现在这些研究所几乎都具有世界影响。
周光召归纳说，从国际的比较分析来看，我们要赶上去，两方面都要抓住，一是促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二是基础研究不能削弱。前者应当着重吸取日本的经验，后者着重参照德国的做法。
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互相联系的开放的体系
周光召沉吟有顷，然后谈起中国科学院改革的目标模式。他说，我们过去的体制非加改革不可，但必须保护和利用它的遗产；要广泛借鉴外国经验，但又不能全盘照搬任何国家的具体做法。我们设想，中国科学院应当建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互相联系的对社会开放的体系。
首先，基础研究准备采取两种类型的组织方式。一类是多学科的科学中心，力量强，人数也多；另一类是按分支学科组建的研究所，队伍精干，效率高，要在国际科研前沿上开展工作。我们要为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让他们奋力拚搏，攀登科学高峰，为国家、民族也为全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使我国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上具有较为雄厚的科学储备。但是这个领域不应当是封闭的，不能与应用、开发脱节。
其次，为了在基础研究周围建立高水平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一方面建立一批综合性研究所和工程研究中心，承担国家技术攻关和“８６３计划”的任务，同时要集中相当一部分力量建立经济上自负盈亏、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自我发展的一批科技产业。它们要随着基础和应用研究的进展不断提高自己技术开发的档次和内容，取得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从过去几年的经验看，我们参与高技术领域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必须做到互惠互利而又以我为主，不能成为附庸。努力办好技术上管理上经营上以我为主的、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科技企业，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化的道路。
第三，以基础研究为核心，中层是综合性研究所和应用研究中心，外层是科技实业，而要形成从里到外层层开放的体制，关键在于建立基础研究人员流动的机制。过去把基础研究搞成封闭的，一个人进去就一直干下去，结果只有极少数人能长时期保持在学科前沿开拓的能力，许多人经过一段时间就出现创新能力下降。所以，基础研究队伍要保持一定数量，其中至少半数以上的人员是流动的。年轻力量最好先进入基础研究领域，工作若干年以后，有的人长期干下去，大多数人带着创新的眼光、创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知识，转向应用和开发。这样一方面出成果，一方面出人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都能源源不断地得到优秀人才的补充，有利于三者保持联系，发展相互间人员、信息、资金和成果的交流，从而形成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
最后，周光召稍带幽默地说，这种模式可以叫做“一院两制”，准确地说是“一院两种运行机制”。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也没有过的。它要求同时容纳两种价值观：一种是适应社会现实需求和市场机制的价值标准；一种是科学发展本身的价值标准。不可能也不必要求每个科研人员都具有这两种价值观。勉强搞基础研究的人分心于创收，这违反分工原理，并不是进步。但是，中国科学院必须同时容纳这两种价值标准，并且把二者协调好，随着新体制逐步建立，国家提供给中科院的经费要逐步向基础研究倾斜，要求综合性研究所也把国家经费使用在基础研究上。我们兴办的产业则应当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并积极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投资。
临别时，周光召向记者透露　，中国科学院改革的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今后的任务是要认真落实，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