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创作个性的张扬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瞭望台

　　一九九二：创作个性的张扬
牛玉秋
创作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常常是文学发展的标志。当小说干预社会生活的作用愈来愈被报告文学所取代的时候，对于虚构文学之一——中篇小说来说，创作个性便相应地愈来愈受到重视。因为，创作个性是带有鲜明生动的作家个人烙印的精神产品，它因自身的独特性而无法被任何其它精神产品所取代。当然，创作个性的形成是不懈追求的结果，因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年度对它进行标定难免有些牵强。不过，在经历过８０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时期对小说内容的广泛开拓和１９８５年前后对小说形式的大胆探索之后，特别是经历了近年来在相对沉寂中的调整与思考之后，追求创作个性越来越成为作家的自觉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把１９９２年看作是创作个性张扬的年度也未尝不妥。其表现为：
一是相对固定的取材环境与背景。也许是受了福克纳不断写“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的启示，不少中国作家也经营了自己的取材地域。早在１９８５年前后就出现过莫言的高密乡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以及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等。在进行这些系列创作时，作家们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对地域文化意义的开掘上。１９９２年也有类似的一批系列作品，如王晓玉的上海女性系列，林希的天津系列，南翔的海南系列等。在开掘地域文化意义上，它们与前一批系列相近，但它们同时还表现出了作家本人的文化渊源。如王晓玉笔下的人物就都有着流寓上海的山东人的精神气质，而南翔的小说则表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形成，这种文化精神既与地域有着一定的联系，又代表了作家的文化追求。取材的地域性与作家本人的具有充分具体性和独特性的文化背景密切结合，使作品的个性色彩更加鲜明。还有一些作家取材范围不以地域为界限，而是选择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如钟道新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一系列作品。这种选择不仅与地域选材同样具有特定文化意义，而且更直接更鲜明地表现了作家本人的文化背景。
二是同一主题的反复阐释。作品主题常常最鲜明最集中地体现着作家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基本问题的重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作家个人的精神标记。如周梅森对历史合力的热衷。这两年他一改过去以男性为主要人物的写法，连续发表了四篇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而这四篇的主题仍然不离多重意义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悲剧。范小青的思维焦点则在生与死这一基本问题上，因此她的小说大多表现生存与死亡的多种样式，对生存与死亡的意义与无意义都作了多方面的展示。
三是创作视角的个性化。创作视角是作家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的途径。创作视角的个性化有时决定于个人经历。人一生经历的不同阶段对人成长的意义不尽相同，其影响最深的阶段常常会成为一个作家观察生活的隐秘通道，把作家个人成长这一阶段所特有的认识、情绪和气氛投射于作品之中，形成人们常说的“童年回忆视角”、“少年回忆视角”等等。特殊的个人经历也会形成特殊的视角。比如一些出身农村的作家通过参军或上学进入城市，城市的喧嚣与骚动对他们形成了特殊的、强烈的刺激，他们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便有了一种与城市作家不同的韵味，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新都市人视角”。创作视角的个性化有时还决定于对某种职业的执著。这种执著使他们把某种职业看作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事业，认为人的全部精神力量——包括智慧、才能、人格等等，只有在这一事业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和发挥。这种视角目前并不多见，唯朱苏进的作品表现得比较充分，故姑且称之为“军人视角”。创作视角的个性化有时则决定于对某一学科的领会和认同，如梁晓声的两篇新作所采用的社会心理学视角。
四是对语言个性化的重视。对语言的普遍重视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大成就，这使得一些后起作家在创作之初就具有了语言个性化的自觉，如刘醒龙苦涩中时有调侃的语言风格，刘玉堂将尖锐的政治术语融于质朴的农民口语之中的独特韵味，都已引起了注意。而朱晓平的近作则更进一步开始在叙述语言的地方色彩上下功夫。不过语言个性化的完善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清作家个人语言编码习惯与作品的语言表现两者之间的区别。一般说来，某种语言特点一旦成为可以供人识别的标记，即可成为语言的个人风格，比如调侃。但风格也有品位的区分，如果作品中的人物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调侃就未必适宜。
小说需要读者。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这一事实将迫使作家去重视大众阅读心理，其结果将产生把普及与提高完美结合的作品，同时也是把创作个性与社会精神需求完美结合的作品。这只是对小说创作前途的乐观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