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的爱国精神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的爱国精神
许在全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祖国，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华侨像热爱自己的母亲一样，执著热情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广大华侨虽散居世界各地，但却心怀祖国，始终同国内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每当祖国遭受危难之际或处于重大的转折，他们都挺身而出，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振兴中华，挽救危亡”付出了不少的代价。本文着重论述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的爱国精神。
辛亥革命以前，我国人民侨居国外，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明代中叶以前，我们的祖先到国外去，多数是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性质。随着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复杂。特别是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迅速地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农村破产，城市失业的悲剧愈演愈烈，逼迫更多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冒着生命的危险，远涉重洋，四处谋求生路。在辛亥革命前，我国已有众多的华侨广居在南洋、美洲、非洲和澳洲以及世界各地。
华侨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主要是根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的爱国主义的肥壤沃土之中，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华侨本身有着他们在国外辛酸悲凉的痛苦遭遇，有感于“弱国无外交”的切肤之痛。
据统计，从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七○年，由厦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拐骗到美洲大陆的华工人数从二十万增至五十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野蛮行为，卑劣手段，实在是伤天害理至极。被拐掳的华工，当为“猪仔”，任意地贩卖至世界各地。中国近代华侨，在外主要是从事种植、开矿、筑路等艰苦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美国称之为“苦力”。他们境遇之惨，是使人难以置信的。从劳动时间而言，终年不得停歇。以马来亚为例，在马来亚霹雳和雪兰矿山，规定华工每年工作三百六十天。“凡订有合同的苦力是没有社会活动和娱乐机会的。在合同上规定在中国人的新年给假之日……除了这三天以外，他们照例一周工作七天。”因此华工一年到头就是这样无休止地劳动，直到榨干血汗为止。不少合同载明，每日工作十二小时，实际远超此数，有的长达十八小时。在秘鲁，田庄上的大钟早上四点半敲响，华工就要出工，要一直干到下午六时，不论是下大雨，刮暴风，都不得停歇。印尼烟园的华工，每天早晨四点钟吃点冷饭就出工，干到十二点才收工，午饭之后，又要回到烟田里劳动，直至下午六时，日已沉西，才收工，有的还开夜工到九点。劳动时间之长，是罕见的。从劳动条件而言，恶劣至极，印尼邦加锡矿，“矿厂，半在山洼，山下水流，厂主不设抽水机，华工日在水中”。在南美开采鸟粪层，主要是由华工担任，每人每天至少要挖四吨具有热毒和恶臭的鸟粪，许多衰弱站不起来的华工，也被迫跪着去拣鸟粪上的小石子，连外国人也承认，这简直是受苦刑。
从所得工资而言，微乎其微。如印尼邦加锡矿的“猪仔”华工，每日工价只有二方四仙，低得十分可怜。而工资领取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厂主开设店铺，逼勒华工在所购买什物，质极劣，价值极昂”。而且还有工头巧取豪夺，高利贷者的盘剥，殖民地官吏、资本家、工头，甚至赌棍、妓女互相勾结开赌场，设妓院，骗取华工的血汗钱。所以他们只得永远当苦力，终无回归之日。
政治上的种种迫害，逼使大量华工死亡。例如，在美国，当时把屠杀华工视为常事，认为“不过少了一个华人，这有什么了不起，这里多的是华人呢”。视华工命如草芥，结果造成华工大量死亡。从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七七年三十年间，抵达古巴的华工总数十二万六千多人，到一八七七年，已有三分之二被折磨死于古巴。当时容闳的“猪仔”诗云：“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这确实是一幅华工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由于华侨在国外深受反动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这一切肤之痛，使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自己的后盾，所以才会受到如此凌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广大华侨强烈地希望祖国强盛起来，以提高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祖国连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烈的爱国思想感情。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敲响了中华濒于亡国灭族的警钟。爱国的仁人志士，奋起为之奔走呼吁，起来救亡图存。海外华侨鉴于国难当头，思想上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他们也纷纷奋起，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不少华侨领袖慷慨陈词，发表爱国言论。著名的同盟会会员邓泽如说：“久侨国外，习见侨胞日受不平等待遇，知由于国势之不振，而满族之歧视也，慨然思所以拯之”。缅甸同盟会会长庄银安在谈到自己参加革命的原因时指出：“年十八渡缅甸，耳目所及，始悉外人之所以欺我侮我者，皆我国势不振有以致之。余因是革命思想油然而生，盖非革命不足以强国，非革命不足以唤醒侨民”。司图美堂也说，华侨之所以热心革命，“其实是饱受帝国主义‘教训’的必然结果。我们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可痛”。当他们明白辛亥革命是为“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之后，在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便大力支持和投入革命活动。因此，辛亥革命是华侨的爱国思想和爱国行动的一大表现。孙中山先生总结各阶层的作用时说：“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新军与会党。”他又说：“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任也”。孙中山又曾经指出，“华侨是革命之母”。在辛亥革命中，华侨慷慨解囊，支持革命，史不绝书，有的也是十分感人的。这里略引数例，足见一斑。华侨黄景南是个小商贩，“以贩豆芽为业……将半生积蓄以助革命经费，其后复将每日卖豆芽所得作为军饷”。挑水工人关唐，“每担水价只值一文，亦倾一生积蓄三千余元，悉数捐献”。古巴华侨妇女用手工编制的刺绣工艺品举行义卖，筹募军饷。华侨中的资产阶级也是如此。肖竹漪“尽货其田产，得资数千金，籍供运动经费”。林受之在新加坡，开设橡胶店，“拥资数千家，成为巨富”，但为了支持黄花岗起义，毁家纾难，连两夫人的私蓄也都献出。其实，辛亥革命期间，华侨不仅慷慨捐资，而且直接参加武装起义。为了革命，甚至不怕牺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中可查的就有二十九名是华侨。他们在就义时，都是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余东雄在起义前写诀别书，表示“一往向前，誓无反顾……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耳”。李雁南在就义时，对警兵说，“请弹从口下”张开口饮弹而死。罗联被俘时对族弟说：“吾必舍生取义，望诸弟能继吾志”。他们为挽救民族于危难，光荣献身，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