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祖国
常书鸿
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年在法国留学期间，我和沈西苓、冼星海等同志，曾经有过一段共同学习的时间。我们对于艺术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交换过不少意见；也有过不少争论。到后来，我们走的道路却很不相同。当沈西苓从日本回来，放弃了绘画，在上海编导《十字街头》的电影的时候，当冼星海从法国回来，在延安从事《黄河大合唱》的创作的时候，我还踌躇在巴黎蒙巴那斯街头，与一批已经走向形式主义道路的青年艺术家们，进行着矛盾日益尖锐的关于美学问题的争论。
“艺术向何处去？”
我们的论战就由这个问题引起。一本由当代法国艺术评论家尚比农针对欧洲画近况写的《今日艺术的不安》的论文集里，分明从艺术的倾向出发，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危机的一些现象。由于资本家和画商的操纵，使巴黎画坛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从立方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一步接一步地象征着资本主义丑化恶化的艺术倾向。否定了造型的规律，使艺术成为可以用符号代替的唯心的抽象的东西。另一个权威的法国现代艺术批评家安德烈·白鲁东，在他的一本《节日后的悲哀》的小册子中，道出了每一个艺术家忧心忡忡、惶惶不安地在惦念自己出路的胸怀。
同样地，我这时俨然以蒙巴那斯画家自居，带着卫道者的精神和唐·吉诃德式的愚诚，在巴黎艺术的海洋中孤军奋战，夙兴夜寐，孜孜不倦地埋头于创作，想用自己的作品来“挽回末世的厄运”似的。我可以在画室中，专心致意于一幅静物画；画着画着，一直画到鲜葡萄变成烂葡萄，鲜蘑菇的菌丝像蜘蛛网一般，布满在磁盆和台布上。同样，我可以在服侍病危的亲人面前，用画像来解除自己的忧虑。可以用鲜花一样的心情，去描绘裸体少女优美的造型；自己决心要把它画成希腊的女神，文艺复兴时期的布提势利、帝西安，１９世纪恩格尔等我所崇拜倾倒的作品那样永恒的美丽的画面。
在形式主义的艺术已经开始泛滥的巴黎画坛中，我的接近古典和院体派的绘画，也曾受到不同胃口的批评家和画家的“青睐”。我的老师，Ｐ．Ａ．劳郎斯严格的素描要求，和他３世相传的法兰西绘画传统，近乎装饰讲究轮廓美的画风，使我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以线描为主的具有中国画特点的油画风格。自从我在巴黎开了一个个人画展，我的一幅小孩像为巴黎国际美术馆购藏，一幅静物——葡萄为巴黎市美术馆购藏，《裸女和病妇》为里昂美术馆购藏之后，一些画商像发现了一个马戏团的新角色一样，派了他们雇用的批评家专门为我写吹捧文章，主动地接近我，要为我承揽画件，做一个中间的掮客。剪报社不断送来一些法国的杂志报章，英国的杂志报章，比利时的杂志报章，有时还有来自美国等等的杂志报章的剪报，无疑的，这些杂志报章上关于我的绘画的批评文章，都是培养马戏团新角色或是拳击选手的吹捧武器。有些文章中说我的静物画得那样平静，平静得像含有老子哲学似的，说我真不愧为一个中国画家。德国的杂志称颂我的画与１７世纪德国画家霍尔本的一样。同样，我的画在法国春季沙龙、秋季沙龙中，得到了称赞，也得到了一些金银质的奖章。靠着这些虚荣和小名气，我的画也逐渐有人在购买。有人订购我的画，有人请我去海边或山上，为正在避暑消夏的资本家富商们的儿女父母画肖像。为了配合他们自己的肖像，有些人还喜欢左右各一地配上我的静物和风景。我像“走方郎中”一样，背了画箱东奔西跑……
一个个下午的工作时间又过去了！我怅然若失地提着画箱走了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清醒过来似的，连连不断地盘问自己：“这就是你的职业吗？！”“为什么当年在里昂和冼星海争论时，自己理直气壮地表明：要把我的一生献给伟大而无邪的艺术，崇高的、纯粹的艺术呢？”我反躬自省，不能不警醒了。这时我不由得想起了两个滚烫的字：“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