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真实的悬浮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瞭望台

　　报告文学：真实的悬浮
　　李炳银
目前，不少的作者、编者以及广大的读者把兴趣转向写实性的文学创作，写实性的文学行情日益见长。日益变化复杂的社会生活把人们要了解它的欲望勾起，并把人与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正是这种新的社会生活环境为写实性的文学提供了极好的空间和市场，使它成为人们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当长江三峡工程已不再是一个神秘而科学的论证课题，已是一个牵扯到每一位公民切身利益的巨大行动的时候，人们读到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和陈可雄的《葛洲坝工程决策内幕》这两篇报告文学作品，自然就会有许多的感触和联想。人们会看到梦与现实的联系，梦与现实的距离；看到历史的激情和历史的冷峻，看到历史的滑稽和历史的悲壮。人们在这丰富的联想中把自己汇进现实，使自己对生活产生某些参与意识。
报告文学与社会真实生活的割不断的联系使之从虚构的文学形式中脱释出来。因而，报告文学绝难失去社会生活的这种真实性而存在，真实乃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可是，如果报告文学作家不能在大量的真实生活现象面前有所分析，有所取舍，有所生发的话，他就可能被大量真实的社会生活现象所淹没，所涌动，使自己失去了平衡，不能使作品在某一点上扎根于社会土壤的深层，实现一种对社会人生的透彻的报告。近几年来，报告文学创作涉足于社会真实生活的各面，蠕动于清寂的文坛，也确实为热情的文学读者献出了几片新绿。在１９９２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像正言、爱民的《天地人心》、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王苏红、王玉彬的《空战在朝鲜》、长江的《中方雇员》、贾宏图的《跨世纪人》、杨守松的《苏州“老乡”》、丰收的《绿太阳》、张雅文的《来自畸形世界的呼唤》、张卫明的《北线无战事》等报告文学作品，都从现实的、历史的角度为读者认识社会生活提供了很好的报告，历史、现实、人物，在这些作家作品的真实生动描写下变得立体化了。同时，这些真实的生活人物也在作家们理性的透视下有了某种历史的厚重和对未来的洞明感。从这些作品中，读者收获的不只是纯粹的信息和生活现象，还有经过作家淘洗之后的一种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情感感受。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只是悬浮于各种各样真实的社会人生现象之上，在这如烟如雾的海面上凌虚跳动。这些作品尽管也给人传递来这样那样的信息动态，但总让人感到过于虚飘，感到某种贫弱和苍白，表现出一种悬浮之态的危机和欠缺。真实的社会生活现象是报告文学立身的根基，可报告文学的目的却不完全是再现这些真实的生活现象，它应该去透过现象寻找社会生活的本质、问题的根源、人生的真谛、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性等等更富于理性的内容。报告文学作家忽视了这种寻找和开掘，实际上就是对于深刻的拒绝。
抛却不了大量表象生活的缠绕，把大量的精力和笔墨花费到对这种表象生活的捕捉与铺展上去，既使作者感到疲惫，也使作品时常流于堆砌拖沓，明显地削弱了报告文学的理性精神和犀利的品格，使它无力更加切实地参与到社会人生的重要变革中去。然而，报告文学对于悬浮于真实生活表象之上这种倾向的背离，似乎并不容易。很显然，功利主义的目的和媚俗的心态，对报告文学创作者的牵扯过多。例如，有一部分作者过多地看重读者面和作品的销行数量，苦心地揣摩和迎合读者的心理，专事于对那些宫闱轶闻，历史偏枝，明星艳事，街头传说一类现象的捕捉和报告。并不是说这一切全无价值和报告的必要，而是说，单从猎奇捕异之途去面对社会人生，应当是一位严肃深沉的报告文学作家所看轻的。如果我们的报告文学都流向地摊的话，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和悲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