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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版()
专栏：

两年间
本报记者　古维进
山西省翼城县四区西梁村于一九四七年解放，一九四八年进行土地改革；之后，有些农民根据过去的习惯，自发地进行季节性的互助变工。一九五一年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包括五户的互助组。到了一九五二年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我曾经和一些区村干部研究该村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两年间办起较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方法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精神，而该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又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吴春安和他的互助组
西梁村中共支部副书记、山西省著名棉花丰产劳动模范吴春安，是西梁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者。他现年四十五岁，从十三岁起，由原籍河南省武阳县逃荒到这里，给地主作了二十多年工。西梁村解放后，他当过雇贫团长和农会主席，积极领导农民斗争地主，分得翻身果实。吴春安说：“这是第一个翻身。第二个翻身就是组织起来。但是，地主封建势力没有全垮，还有斗争。”于是他从晚解放区地主封建势力残存的特点谈到组织起来的经过。
在封建残余势力不断进行造谣、破坏的情况下，在一九五一年，吴春安响应党的号召，开始组织互助组。当时是很困难的。地主李永寿造谣说：“组织起来，有人种地，有人当兵，还是阎锡山的一套，谁不怕就进去吧。”赵洪弟等翻身农民听了这种谣言，就不敢参加互助组了。最后吴春安只动员了三个党员和一个群众，共计五户，组织了一个互助组。
这个互助组当时在群众中没有什么影响，经常受到地主的嘲笑。他们说：“看他们能闹几天吧。”但是吴春安并没有灰心失望。他从党的指示里，知道要想巩固和扩大互助组，必须提高生产，增加收入，做出榜样；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贯彻组织起来和改良技术相结合的方针。
吴春安曾经听人谈到一九五○年冬季山西日报刊登了曲耀离棉花丰产的消息。他想：本村的土地很肥沃，也是产棉区，但是，为什么每亩水地最多只能收到籽花三百斤，比曲耀离的棉花少收那么多呢？为了探听虚实，吴春安跑了三四百里地到了解县曲庄头村访问曲耀离。曲耀离没有在家。吴春安向曲耀离的互助组员访问了曲耀离的植棉经验，买了一些斯字棉籽，回到家里，领导全组学习和推广了曲耀离的植棉经验。秋季，全组六十亩棉花每亩平均收获籽花三百三十斤，比往年全村每亩平均产量一百八十斤多一百五十斤。吴春安的五亩八分丰产地，每亩平均产量五百二十斤，打破全县棉产的最高纪录。吴春安被选为县和专区的劳动模范。
群众亲眼看到这样一件事实：互助组的棉花丰产了，每人全年平均收入比过去将近提高一倍（过去每人全年平均收入折麦一千三四百斤，现在达到二千二百余斤），全组五户过去每年至少有三户缺少几个月的粮食，现在却不缺少粮食了。群众对于吴春安互助组开始改变了过去的看法：过去他们认为吴春安宣传的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是“吹”的，现在他们都经常接近吴春安互助组，打听他们怎样进行等价互利、记工算账、长计划短安排等。有五户翻身雇工参加了吴春安互助组。互助组由五户扩大到十户。冬季，吴春安领导互助组在全村进行组织起来的宣传教育，有三十四户群众自动组织了五个互助组。
试办小型合作社
吴春安互助组成立一年以后，开始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西梁村在解放前有二十八户，有三、四十个雇工。解放后，有些雇工离开了这个村子，有十九个雇工参加了土地改革，分到土地房屋，在村里落了户，这就成了四十七户。吴春安互助组的十户成员，就是落了户的雇工的一部分。这十户成员中的五户参加了互助组，收入比过去将近提高了一倍，生活上的困难基本上解决了；新参加互助组的五户，有的生活虽然还有困难，但在互助组内实行互借互济解决了。现在全组十户都要求进一步地发展生产，而他们又有发展生产的优越条件：土地肥沃，盛产棉花和小麦；每个翻身雇工平均分得八亩多土地，十户里九户有牲口（主要是骡马）、大车。但是，怎样运用这些优越条件以便发展生产呢？在十户翻身雇工中，有五户是党员干部，他们在整党中学习过高岗同志的“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报告”，知道农村今后要由互助走向合作的道路。他们也曾听过县、区干部宣传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郭玉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绩，知道合作社比互助组优越得多。在这个基础上，大部分人感到要发展生产应该办合作社。他们说：“自从互助起来，改良了技术，只一年时间，生产就比从前大大提高，要是办了合作社，因地种植，因地施肥，统一使用劳动力，结合改良技术，生产必然还要提高。”但是，有小部分人对于办合作社能否进一步提高生产，还是认识不明确的；不过，他们相信和吴春安在一块就有办法。朱广安在土地改革后，阶级觉悟还未提高，受到地主各方面的引诱。吴春安想起朱广安曾经和自己一块打游击，一块进行土地改革，是个很好的农民，就对他说：“跟上地主走没有出路。你缺少粮食，我借给你，你的房子不够住，我帮助你调剂。”朱广安得到吴春安真诚的帮助与教育，认识到地主的阴险手段，就觉悟过来了。现在提起办合作社，他就说：“咱相信吴春安，他说办社能成，咱就干。”
吴春安互助组把办合作社的要求提到县和专署的领导方面。开始，领导方面考虑：西梁村是个晚解放区，吴春安互助组成立不过一年，还缺乏经验，地主又不断进行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办合作社未必能成。他们派出主要干部在西梁村调查了半个月，结果发现一种新的情况：一、吴春安互助组十户都是雇工出身，其中有五户是党员骨干。他们由于成立互助组，提高了生产，增加了收入，集体主义思想逐渐树立起来，现在要求办合作社，这种要求是很自然的；二、他们互助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掌握互利的原则，实行了记工算账制度，又有一些简单的生产计划，这就给合作社创造了有利条件；三、大家都有充足的土地和牲口，具有发展生产的优越条件。根据这种情况，县和专署的领导方面认为吴春安互助组可以试办合作社。
为了保证把合作社办好，县和专署抽调以吴春安为首的五户组员，到专署受了办合作社的训练。以后，县委会派宣传部长和区委书记等主要干部帮助吴春安建立合作社。他们紧紧地掌握着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较顺利地解决了许多问题。下面就是社员谈到的一些事例。
讨论土地入股时，积极分子牛焕明和许怀义很不积极，特别是牛焕明，垂头丧气，很少发言。大家都摸不清这是怎么回事。经过调查，才知道许怀义的妻以为土地入股是“吃大锅饭”，坚决不让许怀义把土地入股。牛焕明的妻是许怀义的妻的女儿，她受到母亲的影响，也不愿意把土地入股。牛焕明批评她跟上落后的母亲走没有出息，她却对牛焕明说：“你要是把土地入股，咱俩就离婚。”社里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就研究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原来讨论土地入股时，光叫家长参加，没有想到还要取得家庭的同意。吴春安帮助这两户开了家庭会议，说明办合作社的政策和土地入股分红的办法。大家把道理弄清楚，都同意土地入股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社里为了把自愿的原则由个人（即家长）贯彻到家庭，决定以后讨论一切问题，都采取“个人通，家庭通，大家通”的办法。从此建立合作社的工作就进展的顺利了。
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
吴春安对于学习新的耕作方法是非常注意的。一九五二年一月，吴春安又去访问曲耀离，学习他的植棉先进经验。曲耀离介绍了实行密植、打顶，浇水、上追肥等一套先进经验，吴春安一一记在心上。
这时候吴春安互助组已经转为合作社，合作社主要种植棉花，只要棉花丰产，就可以提高生产，增加收入，巩固和扩大合作社。吴春安把曲耀离的植棉先进经验和本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并且作了若干改进。例如，曲耀离的棉花灌溉经验是“筑畦浇、轻浇勤浇”。吴春安研究这个经验的好处是“轻浇勤浇”可以经常供给棉苗以适当水份，促进棉苗的生长；不好的地方是“筑畦浇”容易使冰凉的井水直接冲击过来，损伤棉苗的根部。吴春安又研究本地原来的“开沟浇、重浇”的灌溉方法。它好的地方是“开沟浇”可以使棉苗的根部围土，这层土经常是干热的，冰凉的井水经过它渗透下去，就不会损伤棉苗的根部，这对于棉苗的生长很有好处；不好的地方是“重浇”会使棉田过于潮湿，使棉苗只长枝叶不结棉桃。吴春安把双方的灌溉经验加以研究，确定了“开沟浇、轻浇勤浇”的方法。
吴春安为了在社里推广曲耀离的植棉先进经验，想出许多办法教育社员。社员不相信密植的好处，吴春安就帮助社员具体算账（计算株距、行距、苗数等），使社员相信密植能够提高产量。朱广安等不相信棉花轻打顶比重打顶好，吴春安就和他们到合作社的小农场试验两种打顶方法，结果，轻打顶的棉苗两天内伤疤完全长好，重打顶的棉苗四天内伤疤还长不住，影响棉苗的正常生长。对比之下，朱广安说：“以后叫我重打也不重打了。”
领导互助组前进
吴春安合作社积极帮助村里的五个互助组。合作社根据等价互利的原则，帮助互助组记工算账；帮助互助组制订简单的生产计划；吸收互助组参加合作社的“爱国日”，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教育；当春荒到来，互助组缺乏粮食，合作社又贷出小麦一千四百斤加以接济。这一切使互助组都确信合作社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因而开始团结在合作社的周围。
合作社为了帮助互助组提高耕作技术，争取一九五二年的丰产，号召互助组学习曲耀离的植棉先进经验。但是，互助组不愿意接受这个经验。他们里头流行着一种论调：“新办法，不可靠，种庄稼不是开玩笑，打不下粮食吃什么，还是老办法好。”他们主张用旧的耕作方法——多上粪，勤动弹等——争取一九五二年的庄稼丰产。
合作社为了以活人活事教育互助组克服保守思想，和互助组展开丰产评比竞赛：比技术，比庄稼。
棉花播种时，合作社和互助组进行第一次评比。合作社采用新的办法播种：温汤浸种，药剂拌种。互助组认为温汤浸种会把棉籽烧坏，而采用旧的办法，以凉水拌种和早种。不久棉苗出来了，合作社的棉苗出的又早、又齐、又壮，互助组比合作社早播种四五天，棉苗却迟出了四五天，出的高低不齐，叶子发黄。双方经过参观评比，一致公认合作社的棉苗比互助组的好。
但是互助组并不服气合作社的先进经验，棉花脱花裤时，双方进行第二次评比。合作社采用新的办法脱花裤：二次把花裤脱完，果枝下面保留二三片老叶，以吸收养分，便于棉苗发育。互助组认为这种作法太慢，浪费时间，采用旧的办法脱花裤：一次把花裤脱完，果枝下面不留老叶。一星期后，双方进行参观评比，合作社的棉苗发育正常，长的很快，互助组的棉苗发育受到损伤，比合作社的棉苗低了半寸。
但是互助组还是不服气合作社的先进经验。锄棉花地时，双方进行第三次评比。合作社采用新的办法锄地：浅锄，互助组认为浅锄不能把草根除净，采用旧的办法锄地：深锄。不久双方进行参观评比，合作社的棉苗长的很茂盛，互助组的棉苗由于深锄伤了虚根，有些萎缩，比合作社的棉苗又低了半寸。
棉花打顶的时候，互助组想到过去三次评比都失败了，开始相信新的技术了。许多人去看合作社怎样打顶，自己跟着干起来。互助组长程立才过去坚决抵抗合作社的新技术，现在不好意思到合作社里学习，暗暗派了几个妇女去学习。合作社了解这种情况后，主动派人向程立才传授技术。
以后，凡是上追肥、灌溉、和害虫作斗争，互助组都跟着合作社学习新技术。
这一年，吴春安合作社的小麦、棉花产量很高，社员的收入空前增加，影响其他互助组先后参加了合作社。
夏收，村里进行小麦丰产评比（当时小麦遭了风灾，歉收）。单干户的小麦每亩平均产四十斤，最高的六十五斤。互助组的小麦每亩平均产五十一斤，最高的一百二十斤。合作社的小麦由于实行新的耕作方法，产量最高，每亩平均产七十七斤，最高的达三百六十斤。
小麦丰产评比后，姚克俊、刘万祥等互助组酝酿参加合作社。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同样的土质、阳光，为什么两家打下的庄稼天上差到地下呢？三几个人在一块闹庄稼不算话：技术不成，劳力稀松，计划不周，还是跟大伙一块办法多。”于是姚克俊、刘万祥等十余户报名参加了合作社。合作社经过研究，批准九户入社。
秋收，合作社的棉花全面丰产。全社一一八亩八分水旱花地，共收籽花五四、八○○斤，每亩平均产量超过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平均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超过一九五二年互助组平均产量的百分之四十，超过单干户平均产量的百分之一百五十，超过邻村最好的互助组的平均产量百分之六十二。其中有五亩高额丰产地，每亩平均产籽花一○二一点三斤，创造全省棉花丰产新纪录。
合作社把全年的总收入作了一统计。全社二九四亩土地（内水地六九亩），收获籽花五四、八○○斤，杂粮一二、二○一斤，小麦一○、四五六斤，共折小麦合一六一、一五五斤。全社十户（新参加的九户明年才分粮，不计算在内）三十四人，每人平均分得小麦四七三九斤，超过一九五二年本村互助组每人平均收入的一倍以上。社员得到这样丰富的收入，初步改善了生活。全社十户共购细布十八匹，球鞋、雨鞋、皮鞋共四十余双，添购新被子十余条。另外社员把花不完的钱共一千三百余万元低利贷给合作社购买肥料和新式农具，以便明年扩大生产。
今年春天，吴春安合作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后，为了加强经营管理，巩固组织，从四月份起，开始实行包工包产的“四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