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乐团向何处去？ [复制链接]

第8版(周末)
专栏：

　　中央乐团向何处去？
　　李勤
捉襟见肘已经有年
一百三十余位骨干流失在外
合唱团参加国际盛会有望，
筹措旅费却无着落
“我们的时代需要高雅艺术”
期盼全社会来共同扶助
　　“改名换姓”的风波
中央乐团差点不姓“国”，而跟了海南一家公司的“姓”了，此事让吴祖强在政协会上一说，江泽民总书记现场办公，弄得全国都知道。
这不算天方夜谭，正如北京人知道的天地大厦更名为保利大厦那样，但是当这样的易主、更名，牵扯到文化艺术领域，牵扯到国家级的中央乐团，就让人品出些酸涩的滋味。
其实事情也并不全如传闻的那样。
两个单位之间的协议确实是草签了，在３月中旬，生效期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央乐团除正常的演出任务外，一般商业性演出都要以“海南××公司／中央乐团”的形式出现，这一道“／”，即所谓的“更名”。中央交响乐团领导孟昭林说：“这是不得已的，确实需要钱来维持正常演出。”
乐团艺术指导、指挥家李德伦跟吴祖强谈到乐团的困境，道：中央再不关心，中央乐团就要改名为海南乐团了。这是艺术家的焦虑之词。
吴祖强一听动了情。在政协会上呼吁“救救中央乐团”。总书记特别关心此事，让李铁映同志给阮崇武同志打电话，说：“钱可以给，名不可以改。”
事情这么一公开，中央乐团捉襟见肘的窘境遮也遮不住了，其实又何需强充门面，穷就是穷，困境就是困境，只是，应该走出来了。
　　　　世上最便宜的国家乐团
“多了这６０万，谈不到解决问题。”孟昭林在中央乐团那座外表破旧不堪的办公楼里对记者说。
不是亲眼所见，谁肯相信，堂堂中国最大的中央级乐团，小号员的小号破了洞用透明膏粘着；用于演奏各种复杂曲目的竖琴只是一种普及型的；大提琴手的琴罩破烂好多年，团里为了出国演出才拨了一点经费做了个新的；琴弦断了只能由队员自己掏钱买……十多年没有更换乐器了，大多还是过去东欧国家的产品，还有一些是早期国产的。
国家每年的拨款刚够人头费，福利、医药费常常青黄不接。一到冬天，全乐团２０万元左右的暖气费常常是个问题，一时筹措不来，前前后后好几幢楼都干冻着。去年两个月离退休人员工资发不出来，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
队员工资已是多少年的老面孔，大都只有２００元左右。排练费发不出来，演出一场，包括十多天的排练在内，常常只得１０元钱的劳务费。有人晚上出去录音，有人给歌舞厅伴奏。团里有关领导说，我们不能反对，他们也是不得已。一个献身乐团４０多年的提琴手说，“虽然挣了钱，心里不好受，事业没了，正是乐团要向世界第一流的坎上迈的时候，怎么就这样散了。”
有人走了，近几年走了１３０多人。团领导的态度是，只要够条件，从来不卡，手续正常就批。这里的待遇确实太低。
请专家，请外来指挥，请不起。英国指挥家约翰·阿尔迪斯３次来华指挥中央乐团合唱队，旅费全由英方自理。
人穷万事难。演出费、宣传费、巡回演出所需费用，何处筹来？
　　请帮助合唱团一把
中央乐团合唱团最近接到参加世界合唱协会举办的第三届合唱研讨会的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２５个合唱团，４０多名指挥家、作曲家，５００多名专业和业余合唱演员将汇聚加拿大温哥华。中国合唱团将作专场演出并介绍中国合唱事业发展情况。这是中国合唱团第一次出席这样重要的国际活动，然而却把合唱团的４０多人抛入了焦虑和悲哀之中。
５万美元的往返旅费，让全团上下几个月来差点跑断了腿，至今一无所获。
“团里出不起，我们自己出。”然而，他们也是有心而无力。就连合唱团印谱的机器都是手动油印机，遑论其它？
航空公司催交定金，否则就不留位置了。再筹措不到经费，再寻求不到转机，那将剩下唯一的选择：放弃。
这将把中国合唱事业的希望打入谷底。
这就是与共和国同年诞生，５０年代初就代表国家从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中捧回金奖的中国合唱团？
这就是被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团长誉为“世界一流的合唱团”？这就是在新加坡演出“轰动狮城”的中国合唱团？
由它演出的史诗《黄河大合唱》曾经哺育了一代中国人，然而它却无以自救，只能自生自灭？“对高雅艺术国家必须扶持”，江泽民同志在八届政协部分文艺界委员座谈会上说，“我们在其它方面都可以省一点来支持高雅艺术，我们的时代需要高雅艺术。”“江总书记的话给了我们信心，请新闻界帮助呼吁，求求各位财神了！”记者看到合唱团党支部书记，一个四五十岁的汉子控制不住的眼泪。
中国人，请帮助你自己的合唱走向世界！
中国人，你有责任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艺术！
　　非改体制不可
高雅艺术代表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
中央乐团，是国家的团，人民的团，应该办好。
中央乐团年轻的首席梁大南说：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很优秀的队员，大家都有热爱音乐的心，高雅艺术是有前途的，现在需要的是改革。
“体制不改，钱的需求就是个无底洞。”李德伦先生跟记者谈到这里时痛切指出，高雅艺术得不到足够重视和发展，从根本上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原因不在音乐本身，而是社会目前的状况。艺术团体的体制、结构、管理的缺陷，必须改变。
人浮于事。全团４００多人，真正工作的只有２００多人，人员结构老化、臃肿。
“艺术团体应该企业化管理”，乐团负责宣传的冯婉珍认为乐团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要生存，必须有经营意识。
乐团急待拿出切实有效的体制改革方案。
　　“自寻出路”也不是出路
乐团在寻找生存，演员也在探索音乐新路。
３月２７日在北京国际剧院，３月２８日在北京海淀剧院，中央乐团乐队演出了两场“Ｐｏｐｓ音乐之夜”（ｐｏｐｓ，ｐｏｐｕｌａｒｍｕｓｉｃ之略，大众音乐）。乐队队员一改往日的西服，换上轻松的淡黄套头衫。整场音乐会上下气氛融为一体，热情的观众直到乐队谢幕多次，才肯乘兴而退。
演奏员少有如此的激动，“能感觉到观众跟自己沟通了，很兴奋。”双簧管首席说，“作为艺术家最大的喜悦是自己演奏的音乐听众能欢迎，能共鸣。”
清华、北大、人大、政法大学等院校纷纷邀请，社会上一些单位也主动找上门来。
Ｐｏｐｓ是个尝试，在乐团内也引起了争议。
Ｐｏｐｓ的筹划者的想法是，要通过Ｐｏｐｓ来铺路搭桥，把更多的观众送往音乐厅。
也有人以为这只是“活命乐”，有人干脆说是“邪门”。
一小提琴手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高雅音乐，没有觉得这是邪门。”
李德伦认为，Ｐｏｐｓ容易听懂，但它只是一个桥梁，通过它走向高雅艺术的境界，但不能到了桥梁就不向前了。我们必须着力于搞交响乐，没有交响乐就没有方向。
美国波士顿乐团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交响乐和Ｐｏｐｓ同时并举。中央乐团怎么走？
社会舆论感谢海南那家公司对高雅艺术的支持，但一个国家最高级的乐团，仅靠零散且一时的赞助并不能维持日常的活动，况且目前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尚未达到使许多人都愿意无偿支援交响乐的程度，所以政府的拨款才是基本的保证，而现在的体制又意味着政府给予的多数资金扔入无效益的开销中。这一切其实也是全国文艺团体的普遍状态。这就向中央乐团，向全国文艺界，也向我们所有的人，划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高雅艺术到底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