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学雷锋，最重要的是廉政”——记北京军区某红军团党委“一班人”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领导干部学雷锋，最重要的是廉政”
——记北京军区某红军团党委“一班人”
王士彬李全茂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北京军区某红军团的学雷锋之花越开越多，越放越艳。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近１０年来，全团共涌现出学雷锋先进个人１１００多名，其中有９名被军区、全军、全国授予称号或评为标兵，团被评为全国学雷锋先进单位、北京军区“学雷锋标兵团”。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等多次到该团视察，题词勉励。
去年隆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凛冽。团政委张临来队探亲的妻子就要回家了，可张临一没有要小车，二没有要“中巴”，而是借了两辆自行车送站。从团部到火车站有１０公里远，路又不太好走，他们还有孩子和行李，妻子不满地说：“团政委夫人，连个车也坐不上。”张临解释说：“基层干部战士的父母来队，赶不上公共汽车，都是骑自行车接送，团政委的夫人年纪轻轻，为何就不能骑自行车！”他坚持骑自行车把妻子孩子送到火车站。
红军团的领导干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患有慢性胃炎的团长董鸿钊，托一位干部从地方买了３００多元的特效药，那位干部建议他签个字报销，他接过发票，撕碎；副团长赵君安从四连买了５０公斤白菜，按市场价交了１０元钱。团领导都年过四十，却坚持和机关干部、战士一起吃大灶。管理股的同志建议为他们开个小灶，可报告打了一次又一次，团首长就是不批。
团党委书记、政委张临常对“一班人”讲：“咱们领导干部学雷锋，最重要的是廉政。台上讲雷锋，台下搞歪风，雷锋就会越来越少。”为了抵制不正之风，他们采取措施接受群众监督，选司机、转志愿兵、选“入学苗子”、直接提干，团里都把名额、条件、考核程序公布于众，从班、排、连、营一级一级民主评议，最后还要设擂台，校场比武，谁行谁不行，让全团官兵做考官，当裁判。近两年，团里先后改选了２３名志愿兵，提拔、入学了８名干部，全是学雷锋标兵、训练尖子、技术能手。
红军团的领导机关和基层官兵有许多反差：连队住的是漂亮的新楼，首长住的是６０年代建的平房；战士们铺的是新棉垫，团领导铺的是旧草垫；班排五年前就用上了新桌椅，机关宿舍里还是旧桌凳。
近些年，红军团努力发展农副业生产，收入逐渐多起来，可团领导的办公室仍没有沙发，团长、政委坐的仍是６０年代买的藤椅。两年前，团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时，管理股有位同志建议说：“班子是新的，办公设施也应该换一换。”团首长仍没同意。
红军团生产收益使用分配的比例是７∶３，七分用于基层，三分用于机关。顺序一是基层战士，二是营以下干部，最后才是首长机关。１９８８年，有人建议给团家属院安装暖气，团首长研究认为：基层干部战士临时来队招待所烧的是炉子，他们的父母妻子冬天来队，经常因烧不好火炉而挨冷受冻，要安暖气就先给招待所安。第二年冬天，战士临时来队家属招待所用上了暖气，可一墙之隔的团家属院仍在烧火炉。有位临时来队探亲的战士父亲感动地说：“这可苦了团里首长了。”团长说：“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永远坚持有甜先送给群众，有苦多留给自己。”
有一天深夜，驻地附近一处住房失火。团长董鸿钊带领全团官兵第一个冲到火海，一边扑火，一边组织指挥。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奋战，将火扑灭，为国家挽回了百万元的损失。
繁华大街上，一个流氓野蛮地对一妇女拳打脚踢。许多观众害怕报复，都不敢靠前。路过这里的副团长赵君安冲上前去，厉声喝道：“光天化日之下，耍什么流氓，大家快来制止啊！”说罢，和大家一起把流氓扭送到了公安机关。
训练场上，参谋长王建华正在组织八连进行实弹投掷。突然，新战士小王引弹时，把弹甩到了身后，弹柄嗤嗤地冒着黑烟。小王吓得不知所措，王建华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将小王扑倒在掩体里。几乎是在同时，手榴弹爆炸了，块块弹片从他头顶飞过。
红军团的领导都有一个共识：学雷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只上级喊着下级干，要上级做给下级看。在关键时刻，他们是英雄好汉；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标兵模范。早晨提前起床打扫卫生的有团首长；到车站扶老携幼的有团首长；热心照料孤寡老人的有团首长。
团党委“一班人”的模范作用，产生了极强的凝聚力、感召力。干部战士团结一致、安心服役，部队建设每年都上新台阶。上级每年检查考核军事训练、管理教育、后勤建设，他们都榜上有名。１９８９年以来，团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集体三等功三次，先后被军区树为“学雷锋标兵团”和“基层建设标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