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选择与实现——１９９２年诗歌谈片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瞭望台

　　诗的选择与实现
——１９９２年诗歌谈片
张同吾
假如我们能够认同诗的功能是多样的，衡量诗的审美尺度也是多样的，我们就有可能用流动与发展的美学眼光观察当前的诗歌创作现象，并做出接近实际的较有学术品位的评价。
尽管诗人们对诗持有各相差异的美学观念，但他们却在不同程度上嫌弃对外部世界现实的表象的摹拟和直露的抒情方式，或者在不断寻觅观察生活捕捉灵魂的新颖视角，或者在更广阔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里去开拓新的美学天地。越来越明显的趋向，是在意象营造中融入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格意义。李瑛的组诗《红土地之恋》（《星星》５月号）便是对生命力与性格美的庄严赞歌，他以大胆神奇的联想、山连海涌的气势和五彩缤纷的意象，构成了一个伟大民族精神复活的艺术写照。蔡其矫的组诗《流浪艺人》（《诗林》３期）表面是描绘舞女、歌女、号手和鼓手的动人风采，然而他却听出生命的节律，感受到美的升华，银亮鸣啭的歌音幻化为“一朵白莲在晴日的水中开放”，“那心是光中之光，如早霞辉煌／是阴影中阴影在子夜星云”。他给我们的启示是诗的启示：时间无限认识无限，以爱泉浇灌生命之树，它将长青诗也长青。
在不同的表现手段与艺术风格的诗作中，人格模式的重塑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逐渐成为诗人的理性自觉与情感自觉，但在创作中却不再是题旨的诠释，而是精神内涵在意象中的溶解。朱增泉的《我思念天下士兵》和《告别圣诞》（《诗神》４月号）的母题是以人的名义企盼和平，当战争舞台转化为生活舞台之后，只有经历战争的幸存者们才在穿越死亡的精神力量的感召下支撑起生存的勇气。诗人走进了哲学的宏奥。昌耀的组诗《俯首苍茫》（《诗神》１月号）表现出对苍白人生的鄙夷和对悲壮之风的仰慕，如果说“不冷的冬令不也堪称冬作之赝品”，那么情感充沛的男子总是向往雪霁的夜分。诗人在超越尘俗的快感中捕捉灵魂自由的流光，同时又在尘世纷纭的人生百态里窥探到人性的局限。张志民的组诗《活着的姿态》（《绿叶》３期）把我们领入“生态学”的世界，以强烈的批判意识描绘了各种奴颜媚骨，又热情赞扬了人的高风亮节。雷抒雁、韩作荣等人的诗作对人的文化性格的审视和对人格模式的思考，已形成诗绪路向的普遍性。
诗的意绪化特征，使题材失去了严格的界定意义，诗人的使命是不断开掘情感世界和不断开拓美学疆域。当前诗的疲软与平庸，主要表现为缺乏锐利的思想拓进和崭新的当代意识。另一方面又可喜地看到，诗人们在努力挣脱困惑投入诗的实现，给表现时代风貌的作品融入了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不再是对题旨生硬的诠释。叶延滨的长诗《现代九歌》（《五月》２期）是献给现代工业开创的新世界和这个世界的开创者们的颂歌，在工业文明催动历史前进的步履中，紧紧把握住时代特征：“时间和距离在工业的手掌里／变成了一块飞速转动的魔方”、“秩序和位置不断地重新组合／理论和实践又一次错位”，同时他又在严肃的理性与滚沸的热情中，从人的主体性拓展来印证现代文明。李松涛的长诗《拒绝末日》（《中国作家》３期）出于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虑，透视人类文化的残缺，以滔滔不绝的热情和冷峻如铁的理性，敲响了保持生态平衡的警世钟。
令人遗憾的是，从诗坛现状来看，切入现实生活表现时代风情的佳作和力作甚微，这是同我们这个生机勃发的时代不相匹配的。当然不必讳言，市场的喧沸干扰心灵的净化，商品的诱惑也易于导向艺术的媚俗，但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向正如大潮澎湃摧枯拉朽，又如微风细雨浸润人的灵魂，从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从价值取向到审美观念，都处于急剧嬗变之中。波迭浪涌的历史长河，五彩缤纷的时代画卷，都为诗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正在呼唤与期盼着诗人们以巨大的热忱和崭新的美学追求去进行情感酿积和艺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