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位人”到“社会人”——改革大潮中的心理嬗变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改革大潮中的心理嬗变
本报记者祝华新
在电台时下的音乐点播节目中，经常听见主持人询问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的听友：“你是哪个单位的？”那位幸运的听友，往往是毛头小伙或者小姑娘，偏偏用一种委婉的口吻答道：“告诉您我的身份证号码行吗？”
这种看似偶然的现象其实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含义。它表明：在较为年轻的一代中，个人的单位归属意识正在弱化，社会意识正在增强，传统的“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过渡。
单位庇护下的依赖人格
几十年来，除了孩子，谁都得有个单位，连解放前居无定所的江湖艺人也不例外。单位不仅是劳动生产场所，给职工提供经济收入，还是一个福利共同体。从住房、医疗、养老到食堂、澡堂、幼儿园，从提供上下班的交通车辆、采办年货到安置职工子女就业，单位对职工始终是大包大揽、无微不至的衣食父母。更有甚者，职工在单位外活动，离开本单位的工作证和介绍信就寸步难行。买飞机票、到旅馆住宿、登记结婚、申请生育指标，都需要单位提供个人身份合法性的证明。
社会学者李汉林、李路路、王奋宇把新中国这一独特的人文景观称作“单位现象”。单位包括公有制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与家庭一样也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他们注意到，改革前的中国，几乎所有社会资源，包括收入、住房等物质性资源和奖励、晋级、升职等精神性资源，都由国家通过单位来配置。个人想从单位以外获取这些资源极为困难。
在传统体制下，单位有铁饭碗，单位有大锅饭，一旦拥有，别无所求。生为单位人，死为单位鬼，由单位出面开个追悼会。这样的单位令职工倍觉温馨。几年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对全国３０个城市的居民搞过抽样问卷调查，问题之一是：“对下列项目，您是否认为单位应该对您负责？”被调查的９７．５％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医疗保险，９６．６％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退休保险，９１．８％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住房。认为单位应该提供生活服务、调解纠纷、安排子女上学就业的，也分别占到８６．７％、８５．９％、８２．３％。奇怪的是，竟然还有４５．１％的人认为单位应该负责处理职工的离婚问题！难怪有人感叹：单位对职工的过度宠爱，妨碍了个人行为能力的发育。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立平认为：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通过单位体制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起来、集中起来，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晚清以来，国家衰败，社会资源急剧分散，如“一盘散沙”，导致工业化进程缓慢、社会动乱频仍。
然而，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单位体制日益显得臃肿不灵了。一方面，单位高度依赖于国家对钱、财、物的配给，亏损了自有国家补贴。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法则相反，单位是“不死”的。另一方面，个人高度依赖于单位，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平均主义盛行，多干未必多得，对那些消极怠工、调皮捣蛋的人却无可奈何，因为通常单位领导人是无权开除任何职工的。
单位职工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
这就是改革的难度所在。改革在总体上无疑会增进全民族乃至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但具体到劳动用工、人事、工资、住房、公费医疗等诸项制度的改革，必然会使相当一部分人失去某些既得利益。单位体制下庞大的职工队伍将是改革中需要付出代价的一个群体。这些人在总体上赞成改革的同时，又患得患失、疑虑重重，甚至有抵触情绪。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的吴忠民教授分析：随着“大包干”、“分灶吃饭”这类非彻底的改革措施的推行，原来很朦胧的“公有制”越来越变为“单位所有制”。为了让职工现得利、快得利，单位就想方设法多发奖金、多发实物，而挤占设备折旧、技术改造资金。不愿放弃任何既得利益，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下有对策”主要是以单位为依托进行的。吴教授警告说：目前，职工保险福利费用占工资总额的百分比、职工收入的平均化程度均已达到解放以来的最高点，要想调整这种不正常的利益结构，很可能在单位中遇到某种“群体性阻力”。
要缓解这种阻力，需要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做好思想工作，但从根本上来说，有待于单位体制的组织创新。
现代企业制度意味着什么
我国成千上万的单位从技术内容上说，有很多是现代产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成部分；但由于采取了单位这种自我封闭的组织形式，社会化程度很低。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一方面是要理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实现法人财产权与资产所有权的分离；另一方面是理顺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关于后者，李汉林等人提出一些改革思路：
——在现有的单位与其职工之间引入劳动契约关系，职工有权自由流动，单位可以优化组合。这就需要逐步建立劳动力市场。
——明确企业只是一种生产场所，不是社会福利院。把现有单位的一些非生产性功能逐渐分离出来，交给社会。近年来“单位办社会”现象愈演愈烈，职工住宅建设已由国家投资为主变为单位自筹资金为主，有的单位平均一名在职职工就要负担１—２名退休职工的养老费用，单位已不堪重负、步履维艰。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主要对职工的劳动生产行为负责，而把职工在企业外的社会行为交由社会来管理。为填补单位管理弱化后形成的真空，需要健全社区管理体系。社会控制和管理的方式要实现现代化，即把国家通过单位对职工的行政管理和资源垄断，逐步转变到社会对公民的法律控制和伦理调节上来。
问题的核心是最终卸掉单位体制加在企业身上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负担。当然，企业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适当照顾原有的利益格局。但是，从单位体制到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改革方向要坚定不移。企业改革要动真格的，换汤不换药无济于事。社会学者路风强调说：“只要企业仍旧是由具有固定身份的成员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那么它仍是单位。”
“没有单位的人”
改革以来，单位的一统天下发生了裂变，出现了很多“没有单位的人”，在传统体制之外照样活得潇洒自如。留德博士、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李汉林研究员解释说：这是因为单位垄断社会资源的体制松动了，相当一部分资源和机会流入民间，出现了许多“自由活动空间”。从当年返城知青开设的个体零售商亭、小吃店，到中关村一条街上鳞次栉比的高科技民营公司，从“三资企业”到颇具规模的私营经济，以及那些名头不小的“文化个体户”，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从原有的单位组织中脱离出来，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尽管某些民办公司还挂靠在公有制单位，但他们不再是原来严格意义上的单位成员。他们对单位组织的依赖性大大削弱，在市场的风浪中自主承担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大为增强。
并不是所有告别单位的“下海族”都义无反顾。长期实行的单位体制使很多人一离开单位便油然而生一种浪迹天涯、四顾茫茫的孤独与苍凉。某大机关干部小张刚刚辞职经商那阵子，总要抽空回单位找昔日的同事聊聊天，觉得这样才能给自己找到一种“归属感”。还有很多人尽管对自己的工作状况很不满意，但一想到调动单位就要放弃原单位分配给自己的种种资源，如住房、干部身份、公费医疗，一想到市场竞争的波谲云诡，心中陡生一个冷战，苦笑着摇摇头。有趣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中国特色的“一家两制”：夫妻俩一方脱离单位下海挣钱，另一方继续留在单位序列中享受国家的种种福利。连某位知名的“个体作家”也调侃说，自己虽然没依没靠，也常拿爱人单位的“三联单”看病。单位里薪水虽然不高，但旱涝保收；单位外的“海”里诚然有超常规的致富机会，但容易大起大落。“一家两制”，里应外合，既想发大财，又要留退路，典型地反映出当代中国人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夹缝中企望鱼和熊掌兼得的矛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