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教我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爸爸教我
李小林
清明节到了，办公室的同志们都在议论去祭奠他们的亲人。骤然间，我才意识到爸爸李先念已经离开我们近一年了。
爸爸去世后，我们将他的骨灰送回老家红安安放。在爸爸故乡，我们听到了一个故事：爸爸故居门前有一排特别茁壮的杨树，在爸爸去世后几天内，突然全部枯死。乡亲们见到我们时，一边把这个故事叙述给我们听，一边哭着说：“大树倒了，大树倒了，你们这些伢怎么办啊？”向爸爸骨灰最后告别时，当我只有７岁的儿子用稚拙的动作向爸爸遗像鞠躬时，乡亲们哭得更厉害了。
乡亲们出于对爸爸的感情，对我们寄予同情和关怀。他们心地纯朴，可以理解，但他们不了解我们。我们早已长成。我们和他们共同拥有爸爸这棵大树。爸爸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同时也为我们呕心沥血。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教育。爸爸对我们要求是那么严格，近似严酷。他常说：“这样做是为你们，也是为我。”我想，还有一点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为了他和前辈们所开拓的事业。
爸爸寡言。做的比说的多。他要我们做的事，通常是让我们从他的行动中感受到。在我们的心中，他有点像太阳，永远普照着全家，永远是家庭的核心，当然也是榜样。爸爸一生清贫。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而我们却是在糖水中浸大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年轻一代也难免不期盼享受。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与爸爸是有差别的。爸爸在这个问题上很少说我们什么，但他总以自己的身教来影响我们。他的衣服、鞋子，大都是五六十年代做的，补了又补。都说毛主席的睡衣，周总理的衬衫，陈老总的布鞋，这三样东西恰恰爸爸都有。其实，他们那一代人都这样。吃饭时，我们有时抱怨菜烧得不可口，或少了肉，他也从不责备我们。他吃饭时最常做的事情是把掉在桌子上的米粒拾起来放在嘴里。这些年，他身体欠佳，家里常常在晚上为他挤一杯桔子水。当他知道要用五六个桔子才能挤榨出一杯桔子水时，心疼地说：“这样太浪费了，以后不要挤水了，吃两个就饱了嘛。”这话让我想起来就心酸。我们兄妹三人结婚后，一直都同爸爸住在一起。爸爸说：“我这儿房子够住，你们就不要再向单位要房子了。把房子留给急需房子的人。”就这样过了十几年。有人劝我们说：“你们总不能久住老人家的房子，趁着老人家还健在，你们赶紧要房子，可以要好一点的。一旦老人家不在了，可能就要不着了，至少要不到好的了。”坦率地讲，我也有过同样的想法。有一次，我把这想法当作玩笑讲给爸爸听了。我是用轻松的口吻来说一件正经事。爸爸听后，一点反应也没有，一句话也没说，表情特别严肃。我知道他内心一点也不把这当成玩笑。从那以后，我也不敢再说了。我爱人单位离家较远，组织为了照顾他，分给他一套小房子，我们一直不敢告诉爸爸。在他面前，我们再也没有提到过房子，他也没有提，直到他去世前的那些日子。爸爸病重期间，多次对妈妈说：“我走了之后，我的房子你们不能住……”这是他留给我们唯一的遗嘱。
有些事情爸爸不说，但有些事情爸爸执意要说，那是政治问题和原则问题。在政治上他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一再告诫我们：“政治上要强。思想上要强。”１９８３年，我离开了留学两年的美国加州大学回到北京，当晚，爸爸说：“今天我来陪你看一个片子，和你一道欣赏。”刚回国，时差倒不过来，我头昏昏，真想睡觉。我说：“能不能过几天再看？”爸爸说：“不能。”态度很坚决，让我感到诧异。我问：“是什么好电影，非今天看不可？”爸爸说：“到时你就知道了。”电影开映后，才知道是《火烧圆明园》。我的心一下热了。爸爸一片苦心可鉴。他之所以坚持让我看这场电影，其实是让我受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他担心我在美国几年，淡化了对祖国和民族的感情。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却是有道理的。圆明园的一把火，早熄灭，可至今仍在他老人家这代人心里燃烧。第二天我还没起床，爸爸来到我房间里，把我唤醒，说：“今天我叫徐桂宝带你上一趟大街。”我又奇怪了。我生长在北京，京城哪条胡同我不熟稔？叫我上街，莫非也另有用意？有了昨夜的经验，我也不说什么了。徐秘书领着我驱车来到前三门大街，说：“首长特意叫我带你看看前三门，看看国家的变化和改革开放的成果。”哦，原来如此。那时，前三门拔地而起数十幢居民楼，今天虽已陈旧，当时却是骄傲的象征，几乎成了北京一景。其实，看惯了美国的高楼，前三门不过就是村镇罢了，但爸爸的心肠让我体谅到了。他替我想得多么周全。这种周全背后又隐含着他多么殷切的瞩望。我是爸爸最小的女儿，他４４岁得女，对我是十分疼爱的。小时候，他总是在工作之后到我房间来，差不多每夜都来。有时我一觉醒来，朦胧中能感到他站在床前。我懒得讲话，故意蒙头而睡不理睬。行驶在前三门大街上，我突然想到了小时候的情景，我蓦地感到鼻酸：那时我为什么不理睬爸爸呢，他待我那么好……
爸爸既严厉，又慈祥。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他是执拗的，又是通情达理的。他严格要求我们，又理解我们，也支持我们。记得我１５岁那年，因病住３０１医院，受到了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一时心血来潮，希望当一名白衣战士。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人，家人都反对，但爸爸没有。他在一天晚上来到我房间里，说：“你想当一名护士，想法不错，但从你的个性来看，胆小，既怕血又怕死人，恐怕难以胜任。”他的话让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爸爸是对的。我放弃了学医。我１８岁时，社会上以学外语为荣，我又一次心血来潮，想加入学外语的行列。我这回把想法单独告诉了爸爸。他说：“你无论干什么，我都不反对。但你干一行就要把它干好。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轻松的工作的。你绝不能半途而废。”不久，我考入武汉大学外文系学习。我牢记爸爸的话，刻苦学习，取得了好的成绩。以后，去美国留学，又获得了硕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至今已有１８个年头。我深深热爱民间友好工作，也决心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
我爱人喜欢文学，上大学时就搞了一些文艺创作。爸爸曾给我们约法三章：“不许经商，不许当官，不许写文章。”后一点，我看主要是当时形势的产物。文化革命以“文”开始，又以文人为主要对象。写东西一不留神就跌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潭。有一天吃晚饭，爸爸对我说：“叫他（指我爱人）不要再写东西了吧。搞文学太敏感，你劝劝他。”我知道我爱人是个固执的人，他认准的道路一定会走下去。况且，我也有自己的看法。社会在变，时代亦不同了。我反驳说：“人要走自己的路。你既不让我们挣钱，又不让我们当官，连写东西赚点稿费也不让，那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怎么立足呢？”我接着又调侃地加了一句：“爸爸你又不能保我们一辈子。”爸爸沉默了。又隔了几天，爸爸对我说：“既然你们愿意走自己的路，我不反对，不过你可要记住，文责自负，出了事我可不管啊！”从此以后，爸爸再也没提出一句关于写作的事。我知道，他从内心讲是仍不同意我爱人搞文艺创作的，但他能理解我们，继而支持我们，这已是相当可贵了。他是过来人，文革的创痕犹新，一个字写错、一句话说错而使全家遭殃的事见得多了。他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他也是为我们好。后来，我爱人依靠自强不息的精神，写出了不少充满时代气息的好作品，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想我们总算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我甚至期待得到他的褒奖，但一句也没有。后来，我爱人的许多作品在外国出版，他本人也被选为国际笔会会员。三年前，英、美的《世界名人录》把他的名字收录进去，秘书把这一消息告诉爸爸，爸爸听后说了一句：“那是一张废纸，不值钱。”
我为有这么一个爸爸而骄傲。失去他，我和全体人民一样悲恸。但这一年来，我一直感到他仿佛没有走，依然生活在我身边。每天早上，我都可以听得见他的脚步声和咳嗽声。他的旧布鞋，依旧放在床头。他的睡衣，依旧挂在墙上。每天夜深人静时，我都暗暗期盼着他出现在我床头，像以前那样。爸爸对外人特别和蔼，甚至对女婿、儿媳也这样，但对自己的子女格外严厉。他常常对我发火。直到有了第三代，火力才转移。现在我真想让爸爸对我发火，再吼我几句。能为爸爸分担一点什么，是我最感幸福的，可这永远不可能了。爸爸走后，我们收拾他的遗物，几乎没什么好东西。至于遗产，就更不用说了。但爸爸留给了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是他教育我们成长，培育我们成人。他给了我一切，包括生命和力量。今天，我们几个子女还算各有所成，这都是他的功劳。没有他，哪有我们？我们全家人都承认这一点，只有一个人不承认，这个人就是爸爸自己。１９８７年，美国亨利·卢斯基金会会长卢斯第三访华，受到爸爸的接见。我由于负责处理对美民间事务，与不少美国朋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卢斯第三也是我多年的朋友，对我很了解。他对爸爸说：“大家都说您的女儿很不错，请问您是怎样教育她的？”爸爸听后大笑：“她之所以像今天这样，就是因为她从来不听我的话。她总是走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