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思想教育观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孙中山的思想教育观
陈铮
孙中山为实现中国的平等、自由、富强奋斗４０余年，取得了推翻清朝封建帝制、创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胜利，也遭到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严重挫折。反思胜利和挫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孙中山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革命后的中国建设事业，不仅要进行物质方面的建设，还应该重视思想教育。
民国元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要职，让位于袁世凯，表示将集中“思想和精力于国家社会，实业与商业的复兴”，“改善大众的生活状况”，描绘出一幅中国实业建设的宏伟蓝图。这反映了孙中山谋求国家富强、人民安乐的责任心和紧迫感。然而，他的良好愿望和伟大理想在实践中却未能贯彻实行。众所周知，民国初建，即先后发生了袁世凯窃权称帝、张勋复辟、军阀专权、陈炯明叛乱等政治事件。尽管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斗争和平定叛乱，为捍卫民主共和不懈奋斗，革命的胜利果实还是丧失殆尽，建设事业屡受挫折。正如孙中山曾经感叹的那样：“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总结革命和建设遭受失败和挫折的教训，孙中山深感有必要对革命党人和人民进行思想教育。有鉴于此，在他制订的《建国方略》中，就包涵了“精神上之建设”和“实际上之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后来，他更明确地指出，中国“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为此，孙中山身体力行，著书讲演，反复阐述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力图改变辛亥革命胜利后日趋严重的革命组织涣散，革命思想淡薄，纪律松弛，做官发财思想泛滥等状况，重振革命精神，维护民主共和，实行国家建设。综观孙中山的著作，关于思想教育的论述，主要内容大体上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克服“思想错误”，坚定“有志竟成”的信念
１９１８年，孙中山在《孙文学说（心理建设）》一文中研讨民国以来革命建设事业挫折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由于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和革命方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思想错误而懈志”。文章进而指出这种“思想错误”的产生根源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的影响。受其影响，人们认为孙中山的建国计划“理想太高”，从而“放弃建设之责任”，导致建设计划“半筹莫展，一败涂地”。针对“思想错误”的影响和危害，孙中山提出了“知难行易”说，以此击败“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这里姑且不对“知难行易”认识论上的是非得失多加分析，仅就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状况加以考察，就不难理解其思想理论意义。１９１２年民国政府宣告成立，许多革命党人以为革命目的已经达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舆论盛行，民主共和政权被军阀摧残，革命党人对革命和建设的目标发生动摇。与“知易行难”相对立的“知难行易”的提出，有助于人们树立“有志竟成”的思想，坚信中国共和革命“已达破坏之成功”，坚持奋斗，建设中国的事业也“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激励人们“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这是孙中山进行“精神教育”、“心性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之一。
二、“革除”旧思想，树立“替众人服务”的新道德
民国初年，孙中山曾乐观地认为，民国既已成立，政体业已改良，“人民道德亦必随之改良”。然而，事实与孙中山的预料相反，人民的道德不仅没有自然地随着共和政体的建立而改良，反而随着民主共和政体逐渐成为空招牌，升官发财的旧观念日益滋长。孙中山很快觉察到并痛心地指出：“少年锐进之士，多汲汲于做大官，鲜留心于做大事”，他们把做大官为终南捷径，“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有些人达不到做官的目的，就转而“赞成敌党”，反对革命党。孙中山主张对于革命党内的这些“不良的分子”，必须“设法”把他们从革命党中“淘汰”出去。同时，他又主张对于多数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存在的思想不纯，应采取思想教育的方法，以“革除”其“方寸”中的“不良的思想、习惯和性质”，树立“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他提出这种文明的新道德要求人们立志“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他谆谆教导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孙中山所期望建设的文明新道德，比起封建阶级的旧道德是极大的进步，对当时的思想教育有很强的针对性。
三、教育人们“知道怎么样爱国”
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爱国者的孙中山，他一生所担负的崇高责任就是“救国救民”，并始终以向人们进行爱国思想教育为己任。他告诉青年学生：“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怎么样可以管理国家。”学校应该对青年学生进行做人的这两方面的教育。他相信，“若我四万万人，以爱身爱家之思想之能力，合而爱国，则我国之富强，对内对外，可以在地球上占第一强国。”孙中山一向主张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向外国学习“中国没有的东西”，学习中国没有的科学文化。同时，他又提醒人们学习外国的东西不能“全盘照搬过来”，应该“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孙中山曾以清末派遣留美学生的种种表现，劝告青年学生，“切不可像从前的美国留学生，只要自己变成美国人，不爱国家”，而“必须利用美国的学问，把中国化成美国”。他主张同外国交往中务必“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又必须“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
四、“令普通人民都得到教育”，提高文化素质
孙中山一贯重视发展教育，提高人才的思想文化素质。民国成立后，他倡导发展教育，“令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让更多的人“进学校读书，取古今中外人的知识”，以便“替国家去做事”。孙中山既把普及教育作为提高人民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又把学校教育视为提高人才的政治素质的课堂。他说过：“政治之理想与智识，实为学生要素，乏兹要素，而谓将来救国者，未之敢期也。”他希望学生改变封建时代那种入学、中举、点翰林、做大官，“为个人谋幸福”的“旧思想”，要求学生学习时要“着眼于文明，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让将来民国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
以上简述，可以看到，孙中山关于思想教育的观点，内容是丰富的。他为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反复阐述，宣传群众，在当时曾对许多革命党人和青年学生产生过一定的教育作用。然而，随着革命的挫折，孙中山规划的许多计划未圆满实现，但他所阐明的思想教育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对后人仍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