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我们要坚定地试下去——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调查与思考（上）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股份制，我们要坚定地试下去
——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调查与思考（上）
本报记者　王清宪
编者按：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任务。而企业实行股份制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企业的股份制试点已经进行了几年，为我国企业制度的创新作了有益的探索。最近，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国家证券委联合组织人员对一些地方的上市公司进行了调查。今天发表本报记者这篇报道，介绍了有关的情况、取得的经验和提出的新问题，供大家参考。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倾心关注的中心问题。承包制之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出路在哪里？股份制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的。到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包括国家控股和部门、地区、企业间参股以及个人入股，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可以继续试行。”以后，各地股份制企业试点迅速增多，到目前，股份制企业全国不下５０００家，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业已近２００家。
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在我国的发展是迅速的。当然这种发展仍是在试点状态下进行的。人们关心的问题是：这些试点企业运行之后，是否达到深化企业改革的目的？它表现在哪些方面？
给政企分开一把利剑，给自主经营一块基石。企业拥有了法人财产权，与政府剪不断、理还乱的许多纠缠不讲自明；企业才可能挺直腰杆子，理直气壮地自主经营
这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基本上是行政放权的思路。放权有两个问题：一是，放权的概念本身就不是对企业权力过分集中在政府手中这种体制的否定。所以，放权只是有限度的。企业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对政府的附属地位。
二是，正因为上面的原因，放权对政府部门来说就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放的风来了我就放，放的风过了我就收；放对我有利我就放，收对我有利我就收。企业在政府的放收秋千上完全是处在一种被动从属的地位，政企终还是一家，企业的资产是政府所有的，企业的经营者是政府任命的，企业谈自主经营，论据何来？
１９９３年８、９月间，国家体改委、国家证券委、国家经贸委联合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较集中的深圳、海南、上海、四川的上市公司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查报告说，上市公司通过理顺产权关系，摆脱了传统附属关系的束缚，实现了政企分开，达到了自主经营。主要表现是：理顺了与政府的利益关系，从只对主管部门负责，变为向全体股东负责。向国家交税，向所有者交利，实现了利税分流，企业对资产有完全的使用权；改变了过去由政府任命企业领导人的作法，由董事会聘任；企业的投资决策、项目发展由董事会提出投资方案经股东大会决定，企业既有了自主权，又有了自主钱。上市公司的经理们一个共同的感慨是：《条例》所规定下放给企业的１４项权力中，除了拒绝摊派权难以落实外，其余权力我们都得到了。这是改制之前无法相比的。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初，三委联合召开上市公司转换经营机制座谈会，形成的共识是：上市公司经营机制的转换走在了前面。
同一家企业，同一个政府，为什么企业股份制改造之后，政企关系很容易就理顺了，而在股份制改造之前企业的自主权却那么不易到位？国家体改委企业处副处长、现在海南化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经理的职位上挂职锻炼的何忠泽说：“传统的国有形式之下，国家的财产隶属关系不清，政府各个部门都可以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干预企业内部事务。可是，谁都可以不为国家资产的增殖负责。理论上讲不清，现实的操作上当然就分不开”。海南化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改制之前是由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等三家共同开办的联合企业，按说这种联合企业比一般的国有企业在机制上还有一定的自主权。但由于三方都是国有企业，投入的方式又不一样，企业在资产方面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不清楚，合作三方在经营过程中不断发生矛盾，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在科学的资产评估的基础上，合理划分了存量资产产权，并引入了几家法人股东，发行了内部职工股，以法律的形式界定了企业全部资产的产权。形成了包括法人股东和个人股本在内的多重股权约束。谁在这个企业里有多少股，就有多大权，才能说多少话。按照入股数目的多少，各派出董事组成董事会，所有股东，不管你是企业还是国家，只能通过你派进董事会中的董事在董事会的决策过程中体现自己的意志，不可能直接要求经理班子服从自己的命令。同时，因为经理是由董事会任命的，所以，总经理只向董事会负责，而不是向政府或某个投资入股者负责。正是这样一个建立在明晰的产权基础之上的责、权、利的制约关系，使来自企业之外的干预成为不可能；企业决策时的层层请示成为不必要。所以，海南化纤实现股份化之后，企业决策完全在企业内部，政府部门的干预基本没有了。深圳金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讲了这么一件事：１９８７年，该公司与几家国有企业争购深圳莲塘新建的一座工业厂房，几家国有企业向各自主管部门的报告还没有批回，金田公司开完董事会，已经把这幢房划归自己名下。四川峨嵋山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制之后一个时期内，政府有关部门仍用过去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该公司的人、财、物。总经理李剑文便到有关部门去交涉，政府部门很快就作出决定，下放一切权力，变行政干预为决策参预。过去一次次放权，放而不下企业也奈何不得，为什么这次一讲政府部门就能想通，那么痛快？最深刻的原因是：在传统体制下，企业向政府要权是要分享政府的权力。政府在上，企业在下，企业是个“乞讨者”；如今，政府不过是企业的股东之一，大权独揽是对其他股东利益的侵犯，企业向政府要权是维护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这和过去要权的意义完全不同了。政府部门面对的决不是几个过去可以任意撤换的厂长书记，而是与自己平等的其他投资者。有时，利益的制衡比政府更有约束力。
社会公众公司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每时每刻都在投资者要求高回报的强压之下。由不得你不自我约束；由不得你不从长远考虑；由不得你不面对市场；由不得你不去竞争。总经理们说：我们的压力太大了
在深圳，都知道金田公司“火”得很。金田公司的老板们自然应该是最“牛”的。可总裁蔡明熙对前去调查的“三委”调查组的第一句话是：说真的，我们都不愿干股份制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压力太大了！上市公司来自社会公众的压力，比国有企业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压力不知要大多少倍。
深圳特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是由深圳市工业局分出来的深圳机械工业公司改制而来。改制之前共有４家国有企业，市里下达的年利润指标为１００多万元。超额全留。职工收入每年都有提高，内部外部都满意。股份制改造之后，可就大不相同了，交完税收，企业只能留利润的１５％作公益金，５０％要来给股东分红。分少了，股票价格猛往下跌，股民就整天给你打电话，问你怎么搞的。
过去，经营以稳为主，今年只要不比去年差就行。现在，不仅要稳，还得不断往前闯。因为股东不仅纵比而且横比。今年不能比去年低，还得不比别人低。不然，年中、年终一公布业绩，老总的面子就不好看了。特力公司的董事长方时茂说，过去完不成任务找部门说说，讲讲客观理由就过关了。而今，股东可不认这个，吃不了，只能请你兜着走。深圳安达股份有限公司就发生过这样的事：１９９１年上半年，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股东纷纷要求当时的总经理下台。原因只有一个——上半年分红太低，每股只有０．２元，没有达到当时深圳股份制公司的平均利润水平。当时的总经理也是经过有关部门考察的，完全符合“四化”标准，换不换总经理，最大的股东——国家股的持有者犹豫不决。不少股东便纷纷抛出企业扩股的认购证，致使其跌至０．０５元一张，迫使大股东调换总经理。１９９２年，每股红利达到０．８５元。
作为无上级企业，股份制公司要接受三个方面的监督：一是股东的监督；二是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三是社会舆论的监督。这三种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互补性，使股份制企业与生俱来便有一种完善的自我约束机制。国有企业在管理上长期以来有两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短期行为和虚盈实亏。在股份制企业这两种现象几乎不可能发生。作为企业的决策层，董事会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就在企业内部，而不是像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既握有对企业的最终决策权，却又远离企业。企业很容易欺瞒所有者。以总经理为中心的经营层的经营活动始终在董事会督察之下。从目前全国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情况看，董事会基本上都是由大股东派出的董事组成的。大股东的利益是长远利益，他不可能允许经营层用拼设备的方式去谋取一时之利，更不可能允许用吃光分净的方法去讨好那些炒股套利的流动股东。再者，经营层也不可能这么干，因为短期行为使企业竞争能力下降，其危害一定要在明年或后年表现出来，而股东是要求企业业绩持续上升的。经营者终难逃脱股东的追究。可以说，在股份制企业，从决策层到经营层都不存在短期行为的动因。会计师事务所每年要对企业进行年中、年终的会计报表和帐目进行查证，要向股东公开查证结果，并对这个结果承担法律责任。深圳特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茂说，过去向上报利润完全在自己，愿意多交就多报点，不愿多交就少报点。现在不行了，是多少就是多少，有利润就是有利润，没利润就是没利润，会计师事务所可不会跟你“通融”，也不像过去主管部门那么好唬弄。作为经营者，作虚盈实亏的手脚一是不可能，二是没必要。不是说你糊弄过今天，明天撒手不管，换个地方可以照样当官。而是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所有者总要给你“算帐”。社会舆论会使你在社会上威望扫地。
正因为几个方面的压力，上市股份制企业一般都有一套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少企业实行财务经理下管一级的制度，即各下属公司的财务主管和其他财务骨干由总公司直接派出，其工资、奖金均由公司总部核准发放，以便对下属公司的财务进行有效的管理。深圳金田公司的财务总监沈一纲说：“上市的股份制公司财务的高透明度是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半年一次的财务报表和经营业绩公布是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义务。社会上的股东们随时可以用各种方式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提出质询，因此，公司各级管理人员如不在自我约束以及狠抓效益上下功夫，在股东大会上是无法向股东交待的。”过去与主管部门讨价还价，拚命下压利润指标，股份制改造之后，经营者对企业资产增殖的使命感、紧迫感使他们自觉地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上海第一铅笔股份有限公司在没有任何外在干预的情况下，去年三次调高利润计划，并达到了目标。今年４月，又把年初股东大会确定的利润指标提高５４％。企业的利益、股东的利益、企业经营者的利益在股份制企业中完美地统一在一起。
不少总经理都半开玩笑地戏称自己是高级“打工仔”。他可以炒普通职员乃至副总经理的“鱿鱼”，董事会对他的经营业绩不满时，也会炒他的“鱿鱼”。有一点在上市股份制企业已形成共识：企业是股东的，你得想法让股东高兴。
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制度正在中国的企业改革中展现出诱人的魅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等经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通过股份制改造开始得以解决
今年７月，深圳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量收购上海延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上海股市掀起一阵波澜。有人“发”了，有人被“套”住了，一时，股民们闹得纷纷扬扬。尽管因为这是我国第一起一家股份制企业收购另一家股份制企业多达１６％股权事件，有一定不规范之处，但国家证监会还是承认这起收购的有效性。应该鼓励这种收购，因为这真正表明，股票市场最本质的意义并不在于给炒股者一个投机的场所，而在于它形成了一个产权市场，使我们能够在更大范围实现资产尤其是存量资产的合理流动，调整产业结构的努力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跨地区、跨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么多年来进展缓慢，中心的问题不在企业，而在于条条块块。哪怕是一项联合也往往需要双方多个部门展开旷日持久的谈判。而在产权市场，宝安公司不仅用不着找有关部门，就连延中公司事前也不得知，来得何等便捷！这是怎样的一种效率！
从目前我国股份制企业的试点看，绝大多数都具有跨地区、跨行业的特点。南通机床厂是一家打入了国际市场、出口居全国同行业前列的国有企业，但生产能力不足，急需扩大。南通市有７个相关的工厂，有的是全民企业，有的是集体企业，有的是乡镇企业。全民企业中又有市属企业和区、县属企业。为了把这７家企业合成一个大公司，他们采取了股份制的办法，组成南通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既突破了部门所有制和地区界限，发展了企业集团；又调整了不合理的企业结构。各方按股分红，通过董事会参与决策，还协调了各方利益，调动了各方积极性。这种通过资产的纽带组成的股份制企业集团，比一般意义上的企业集团有更加明确的责、权、利的界定，有更加顺畅的运行机制，所以也就有更加明显的规模效益。
国有企业的活力问题是我们改革致力解决的中心问题。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国有企业的结构是两个问题，但又有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活力；因为缺乏活力，结构调整又没有动力。股份制恰似一把双刃剑，使这两个问题变互相牵制为互相推动。深圳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原净资产为１亿元。在改组为股份制的过程中进行资产评估，净资产增加到１．８亿元；再通过溢价发行，国有资产进一步增加到６亿多元。经营也由过去的较单一的建筑业发展为建筑、旅游、房地产等多种经营的实体。改制之前，每年向国家上交４８０万元；而改制上市之后的１９９２年全年实现利税１．６亿元；今年上半年实现税后利润１．６亿元。全年实现３亿元利润没有问题。国家按７２％的股权分，就可分得２．１６亿元，是改制前的多少倍！四川峨嵋山盐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把比例过大的国家股溢价出售给企业法人，把收入来的资金投向利润更高、更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国家资产增值了，单一的盐业生产结构又得以调整，增强了企业对市场的应变能力。
“三委”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表明，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使上市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活力，显示出极强的自我发展能力。所调查的上海１２家上市公司１９９２年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提高，最少者为３５％，最多者达４００％；１９９３年上半年实现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最少为４４％，最多为２７４％。海南今年上市的５家公司，１９９２年全年税后利润为２．５３亿元，而今年上半年税后利润就达３．３１亿元，比去年全年税后利润增长了３０．８３％。
我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还在试点阶段，使它进一步规范化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固然还不足以骄傲，但是，这一切却足以使我们坚定信心，把股份制的试点工作坚定不移地推下去。作为我们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转换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一个重要选择，股份制在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