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经历光辉的精神——丁玲及其作品的魅力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坎坷的经历光辉的精神
——丁玲及其作品的魅力
马烽
７０年前，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迪的丁玲，开始了追求人生真理与文学真谛的历程。１９２７年，丁玲把自己早期追求中的苦闷寄托在笔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不仅显露了非凡的文学才华，而且喊出了要求个性解放的青年女性的心灵苦闷，应和了大革命失败后弥漫于当时社会的普遍的苦闷情绪，因而引起文学界以至众多读者的注目。
自《莎菲女士的日记》发端，直至１９８６年逝世，在将近６０年间，除了几个特殊时期，丁玲始终勤奋写作，探索艺术，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为人民喜爱的作品。“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几个重要转折时期，丁玲都有开创风气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推动新文学朝着时代与人民的要求的方向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五四”以后消沉寂寞的文坛带来了新鲜的内容，那么，丁玲３０年代的创作，则是左翼文学实绩的突出显示。尤其是小说《水》，对左翼文学创作由公式化、概念化走向坚实的现实主义，起到了示范作用。茅盾当时就曾评论说，《水》的出现，“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到了抗战时期，丁玲率先奔赴前线，她是最早反映抗日根据地民众生活的作家之一。她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散文、报告文学《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役》、《田保霖》等，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许多新的开拓。骆宾基先生曾认为《夜》是一篇“美玉般圆润而透明”的文字，是属于可以传世的艺术珍品。这是很恰切的评价。抗战结束之后，丁玲立即投入农村土地改革，创作出长篇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最早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为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丁玲被迫消匿。粉碎“四人帮”后，历经磨难的丁玲重返文坛，虽然已经年逾古稀，却焕发出蓬勃的活力。从１９７９年复出到逝世，不过六年多时间，丁玲创作了１００多万字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散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描写解放战争初期的翻身农民的革命斗争，对人物的理解、把握和刻画，较之过去均有所超越。小说《杜晚香》塑造了农垦战线创业者的感人形象，倾注了她对党和人民的满腔挚情。丁玲晚年的创作，最突出的是散文。她以历经沧桑而仍矢志不移的心态，以朴实自然而又满蕴感情的文字，写出了《牛棚小品》、《我所认识的瞿秋白》、《访美散记》、《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脍炙人口的优美篇章，在新时期的文坛上，蔚然成为别具风度的散文大家。从丁玲的创作生涯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波线、轨迹。丁玲的创作，是中国新文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如果仅仅把丁玲看作一位作家，那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丁玲从来不是关在书斋里醉心于象牙之塔艺术的作家，她始终把文学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始终自觉地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从丁玲的许多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比起“作家”，她更喜欢“战士”的称谓。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３０年代，她勇敢地走向十字街头，参加并组织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４０年代，她奔赴抗战烽火前线，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创造新的人民的文艺倾尽心力；５０年代初，她担任文艺领导工作，为培养青年作家、开创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５０年代后期，她虽然遭到厄运，承受着冤屈和痛苦，仍执著地在底层生活里寻找人间温暖，在艰苦的境遇中坚守着信念。即使在沉默的２０余年，她也仍然保持了一个战士的坚韧挺拔的姿态。复出以后，面对新的形势，她发表了许多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和理论批评文字，坚定而清醒地坚持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革命文艺方向。她的行动和她的作品一样，都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
这正是丁玲的魅力所在。在现代中国，作为文学家，如此深入地投身于群众的斗争生活之中，把个人命运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建设事业如此紧密地纠结在一起，丁玲是相当突出的。可以说，丁玲的生平，就是一部迷人的书，就是她的时代的代表作。而丁玲文学创作个性，归根结蒂，是与作家非凡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人生追求密切相关的。
丁玲是我国继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她走的是一条从个性解放到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她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都融进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她在斗争中体验到欢乐、自豪，也付出了痛苦和牺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女儿，当党给她温暖的时候，她的心和党紧紧贴在一起；当党误解她、不公正地对待她的时候，她的心仍然紧紧地和党贴在一起。“虽九死其犹未悔”。直到逝世，她没有一刻放弃革命文艺战士的使命。
丁玲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中国，她是最早写工农兵的作家。延安整风之后，她更是把深入群众作为长期的自觉要求。她曾经提出“到群众中去落户”，并用毕生的行动实践这一主张。即使是在“北大荒”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不是斩断而是加强了这种联系。她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基层去，做最平凡最细小的事，尽一切力量为群众谋利益。这一切使她的心与群众息息相通，并从群众中吸取生活的勇气和斗争的力量。她死后，“北大荒”人民送了“丁玲不死”的红旗。一个作家能够活在最基层群众的心目中，是很不容易的。
丁玲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她的文学创作既继承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也深深得益于世界文学的营养。“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在这种气氛中成长的丁玲，不仅自己注重向外国文学学习，还常常向青年作家介绍外国作家的经验、技巧。同时丁玲又坚持反对“跟着外国跑”、“把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东西割断了”，对外来形式采取机械摹仿、生搬硬套的态度。她努力从生活出发，从群众的审美需要出发，对外来的东西加以熔化。５０年代以后，她利用参加国际文艺活动的机会，为促进中外文学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她的作品就是沟通中外心灵的一座桥梁。自３０年代以来，丁玲的作品就不断被介绍翻译到国外，她的代表作品，有近２０种文字的译本。世界各国以丁玲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日益增多。丁玲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１９５１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１９８６年被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荣誉院士的称号。这一切构成了中外研究者对话的基础。
我相信，随着国际间文学交流的不断扩大，通过国内外学者坦率对话，切磋琢磨，一定能促进丁玲研究的深入。
（本文是作者在“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发表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