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首长又是尊师——怀念王震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既是首长又是尊师
——怀念王震同志
伍绍祖
从１９７２年４月到１９７５年６月，我任王震同志的秘书。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斗争的环境非常尖锐、激烈和复杂。但感到高兴的是，在那三年中，我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同时，从王震同志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一段经历在我一生中是极为重要、极为宝贵、极为难忘的。王震同志既是我的首长，又是我的尊师，我们既是同志，又是朋友。过去只是听说过王震同志，没有见过他。第一次见到王震同志是１９７２年４月１６日去他那里报到，那时他住在北太平庄延安大院。后来翻到我父亲的日记，他们过去也接触过。那是１９４４年４月１日到６日，我父亲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去延安的南边接从国统区来的一个记者团，正好住在三五九旅的驻地，和王震同志相处了６天，对于王震同志有不少的记载，其中有这么一段话：“王旅长对部下的作风，有大声叫骂，也有细语教抚，部属对他也很尊重。”我和王震同志虽是１９７２年才见面，但是神往已久。１９４４年三五九旅的一部分组成一个南下的抗日先锋队，１９４６年９月北返延安，全城欢迎。那时我正在小学念书，是欢迎行列中的一员。那时我对三五九旅、王震同志是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也感到很神秘，觉得王震同志是一个传奇式人物，是一个很高大的英雄形象。
我对王震同志真正的了解还是从１９７２年４月去给他当秘书后才开始的。我归纳了４句话：王震同志对革命、对事业无比热忱；对人民、对群众无比热爱；对科技、对开放无比热衷；对自己、对亲人无比严格。
第一，王震同志对革命、对事业无比热忱。只要是革命需要的，他都全力以赴、满腔热情地去干。王震同志是在林彪事件后有些老同志被起用，而被任命为国务院业务组的列席成员。重新工作后，他想找一个年轻的干部当秘书，我当时在团中央，就被选来了。来之前，许多人劝我别去，说王震同志脾气大，事又多，不好干。胡耀邦同志对我说没关系，放心去吧。王震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不会由于他搞阴谋诡计，把你陷进去。他对我说，王震同志对革命有非常大的功劳，他进行过五次“长征”，这基本上概括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人民冲锋陷阵、疆场拚杀的经历。第一次是从湘赣边到湘鄂川黔，率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第二次是率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到陕北；第三次是抗日时向东打到晋绥，然后再回到绥德、延安；第四次是南下北返，回来保卫延安；第五次是他主动请缨，向西解放了青海直到新疆。我在王震同志处工作时，他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在湘赣边时，毛主席找他谈过一次话，问他：“现在组织上想派你去苏联学习，你去不去？”他说：“革命是需要在国内战斗的人，我不去，我留在国内继续打仗。”那时有不少人都去苏联了。从这一条来看，毛主席那么器重他，是有道理的。
说到南泥湾，那时革命形势很艰苦，毛主席曾说过，国民党不给我们发饷了，我们的队伍是解散了呢，还是自己动手生产坚持下去？这个号召发出以后，王震的部队回到延安附近，开展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这对使革命保存下来，坚持下去，起了很大作用。他曾很自豪地对我讲，毛主席在１９４３年还是１９４４年给他写过一个奖状，叫“有创造精神”。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革命者的本色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更显现出来。他对我讲过，“文革”初期人家来斗他，他就拿着铁锹，跟他们拚命。我看没有一个干部敢这么干的，他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我来时，他处境已经比较好，算是国务院领导同志，他利用这个机会做了许多保护老干部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期，很多老干部被监护起来，“九·一三”事件后要求探监、复查的信很多，当时我们这里可以往出转信，往毛主席、叶帅那里转。他不怕这些，他对我讲，我的家门是敞开的，所有老同志和他们的家属你都要非常礼貌地接待，认真地帮他们办事。当时他的家从北太平庄搬到东四十一条，后来又搬到翠花湾，确实大门都是敞开的。
周总理去世时，我已调到国防科委工作，他还经常把我叫回来，把心里的很多对“四人帮”不满的气话向我诉说。他说想蓄须明志，还想到天安门去和群众一起悼念。“文化大革命”中，王震同志和江青集团的斗争非常坚决，他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由于他有坚定的信念，他才敢于坚持斗争，积极斗争，从不消极。
王震同志对革命事业无比热忱，除了表现在斗争中，还表现在生产中。１９７２年后他作为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积极抓生产。当时按照“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着重于促生产，积极工作。他提出“抓外贸、促生产、促科研”的观点，农业上强调“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并重”的大农业观点，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畜牧业、冷冻精液、冷库、棉花、黄金、茶叶、杏仁、核桃、枣、兔毛等等，甚至一个处开的会，很小的事，一请他就去。只要是对革命事业有利的事情，他都是全力以赴、满腔热情地去抓，这一条对我教育很大。
第二，王震同志对人民、对群众无比热爱。如王震同志住的这条胡同，路非常窄，我数过有九道弯，他当时坐的红旗车比较大，很难走，开得慢，老百姓很少见红旗车，老围着看，警卫员就嚷嚷，叫大家让开，他说：“你这个山东人，对群众怎么能这样。”我体会到这是他对人民群众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有一次到邵阳去，地委好心给他派了一辆警车，他坐在后面的车子上，开始不知道有警车开道，后发现警车赶群众，他就坐在车上发脾气，叫车马上停下。警车在前面，我也没办法，追不上。他就下令不走了，调头回去了。
对王震同志家庭我作为秘书不干预，但我感到他的一家是非常好的。对王季青同志我很尊重，那时她就不坐王震同志的公车，腿又不好，经常自己坐公共汽车。他对家里孩子很关心，倾注了爱心。他虽是一个武将，但感情是非常深厚、非常细腻的。到上海公出也不忘关心身为“平民”的亲家。对浏阳北盛家乡也是很关心，我们去过几次长沙，每次王震都让我去一趟。主要是让他们不要单打一只抓粮食，要全面发展。可以说，家里没有因他当官而得到任何好处，而是指导他们怎样搞好生产。王震同志与很多县一直保持联系，来往很多，包括我走了以后还保持很多联系，如罗田县、天门县，红星垦殖场、君山农场，过去与张家口一直保持很密切联系，做了很多事情。他密切联系群众、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使我很受感动。
第三，王震同志对科技、对开放无比热衷。他提倡抓外贸，促生产，促科研。他不是用土办法，提倡用“洋”办法，他很反对片面地提自力更生，主张用科学技术搞自力更生。他听说用冷冻精液可以把优良的种公牛一份精液分成上百份，用人工授精办法，一头种公牛可以顶上百头，就亲自抓制液氮机、液氮罐；搞片皮机，一张猪皮片成好几片；腐殖酸类肥料也大抓了一阵子。还有沼气、优良畜种进口。
当时要进口一种斯贝发动机，叶帅批了，但很多人告状，说这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他是支持叶帅的，我理解他一是从政治上支持，二是从观点上支持，他主张应该引进先进技术。这件事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就开始搞，到打倒“四人帮”后才实现了。还有进口大型的化肥生产线，他也是十分热心的。他在甘肃省视察时看到报道，说一个水库一无资料，二无图纸，硬是把它建立起来了，他对陪着他的领导半开玩笑地说，赶快把这个水库拆掉，一无资料，二无图纸怎么能把水库建立起来！他说过去修铁路，就是要靠知识分子测量，哪边高哪边低是看不出来的，必须测量。
他对科学家非常尊重，数学家华罗庚是他的邻居，他对推广优选法给予很大支持；生物科学家有童弟周、方宗熙、谈家桢，农大的一批专家是他经常来往的好友。我特别要说一下红星垦殖场的技术员李汝庆，当时他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不受重视，王震同志到红星垦殖场后就重用他，现在当上总工程师了。他自己也很热衷于干什么、学什么、钻研什么，如遗传学、细胞学、土壤学、畜牧学等方面的书，他看了不少。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业”也没“毕”过，所以对学习和有学问的人非常重视。
第四，王震同志对自己、对亲人无比严格。他对我说他负过８次伤，生平介绍中讲的是７次，有一次伤是他对我讲：“一次打仗中，一颗子弹把我打倒了，我以为死了，结果没死。我当政委负责带钱，腰上缠着银元，子弹打在银元上，把我打倒了，肚子肿得很大，非常疼，但子弹没穿进肚皮。”他动过４次大手术：胃切除了大部分，肠的一段切除了，胆摘除了，还有膀胱癌手术。我听先念同志对他开玩笑说：“你肚子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这很形象地表明，他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的工资由我领，当时给小栗（公务员）伙食费及水电房租等等，剩下的存在我这里，最后我交给下任秘书时只有三四百元钱。他不收礼，我在他这里工作，他对我有这条规定。有一次，一位甘肃的劳动模范送他５０公斤百合，他不收，只按市价买了２．５公斤收下。王震同志对子女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他让大儿子到君山农场锻炼，大儿媳到新疆建设兵团锻炼，吃了很多苦。那时王震的二儿子在湖北工作，他不让调回来，后来二儿子调回来时还让我不要给他爸爸说。他对身边工作的人也很严格。他听聂帅说，怎么找了个研究生当秘书，他很重视这话，结果１９７５年夏天把我介绍到国防科委，在介绍信上专门写道：不要当官，从参谋做起。回想一下这样的事，我感受很深。我一个学物理的，一个“臭”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事确实不懂，我在这里工作了３年多，如同上了一个社会大学，使我从一介书生逐渐成为一个懂得一点点革命道理的人。所以，我深感王震同志确实是我的一个尊师。他的精神应该弘扬，值得我们大家永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