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兮归来——邢建奇出走的前前后后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凤兮归来
——邢建奇出走的前前后后
本报记者卢新宁
编者按：２月８日，本报在“我们今天怎样教育孩子”的讨论中，刊登《望女成凤，‘凤’飞娘痛》。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许多热心读者的帮助下，将出走一年的中学生邢建奇找了回来。这篇通讯生动地记叙了这个事件的经过和家长、教师的看法和感受。这件事的曲折经历，催人泪下，也触及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发人深省。这篇通讯反映了人们对邢建奇出走的关注，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的不仅仅是家长。我们并不赞成孩子们用这种不理智的方式来表示对家庭的意见和不满。这个出走一年、多次经历风险的孩子对记者说：“我现在算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懂得父母对自己的爱了。请告诉全国的小同学们，即使家长的教育方法不得当，也不要像我一样离家出走。”
　　　　　　　　　　　　　　　　　　　　　　　　　　　
３月２９日晚，１０点多，记者接到河北石家庄的长途电话，耳机里响起一个激动的声音：“我是河北地质学院邢志文，那个不称职的父亲。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的女儿邢建奇找到了。我得首先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人民日报的同志们……”
邢建奇是原石家庄２５中初二学生，一年前离家出走。３月３１日，本报头版刊出《“凤”归故里全家团圆》的消息。当天早晨８点２４分，记者登上了开往石家庄的火车，去拜访这个重新团圆的家庭。
　　　　　一厢情愿
　　　　　　　女未成凤先飞去
　　　　　一张报纸
　　　　　　　牵动无数热心人
１９９２年３月３日晨，河北地质学院教师邢志文、李培菊还没起床。女儿邢建奇来到床前：“爸，给我八毛钱，学校要印考卷。”邢志文边取钱边说：“只要你学习上需要，爸爸给你花多少钱都愿意。”他注意到今天女儿穿得很厚。
中午放学后，邢建奇没有回家。
晚上，邢建奇仍不见踪影。
心急如焚的邢志文、李培菊赶到学校一问，才知道女儿一天都没来上课。据邢建奇的好朋友说：她怕自己私改成绩册的事被父亲发现了挨打，要离家南下广州，去打工谋生，现在不知到哪儿去了。
邢志文、李培菊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这对７０年代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出生于河北的贫困山区，３０岁才喜得千金。他们对女儿虽然十分疼爱，但却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绝不能娇惯溺爱独生女，要自小培养她独立奋发的精神。他们把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和希望放在小建奇的身上，盼望孩子上重点中学，考上大学，超过父母。因此平时对女儿管教很严，望女成“凤”。谁知女未成“凤”先飞去，令这对夫妇伤心欲绝。多少个白天黑夜，两人相对无言，自问究竟哪里做错了。
为找邢建奇，河北地质学院出动了人和车四出奔波。石家庄２５中的老师们也到处寻找。３月３日以后的日日夜夜，邢志文、李培菊再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为找女儿，他们两下广州，四去郑州，沿京广线转了好几圈，钱花完，苦吃尽。在拥挤的车厢里，在炎热的南方街道上，曾几次晕倒，甚至几乎丧命。
快一年了，邢建奇音讯全无，邢志文、李培菊几乎绝望了。
１９９３年１月下旬的一天，邢志文偶然看到了《人民日报》开设的“我们今天怎样教育孩子”讨论专栏，激动不已，当晚提笔写下了《望女成凤，“凤”飞娘痛》这篇“悔过书”式的文章，并以快信投寄本报教科文部。
２月９日，正在院里打开水的李培菊听人说《人民日报》在２月８日三版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便找到那张报纸带回家去。邢志文这位４０多岁的汉子不禁放声痛哭。他没想到《人民日报》这么快就发表了他的文章，还登出了女儿的照片和面貌特征说明。党报在关心他们。《人民日报》在寻找邢建奇。
第二天，邢志文、李培菊就接到了江苏省无锡市钱桥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收留的一个女孩很像邢建奇。
２月１４日，收到江苏省铜山县农民冯长财的快信，说村里有个女孩很像《人民日报》登的照片。
２月底，又收到承德隆化山区一位农民的电报，说“你们的女儿在这里”……
尽管一次次地奔波，一次次地失望，但这对父母无论到哪里，只要拿出２月８日那张《人民日报》，就受到各种各样的人们热情的接待和帮助。大家说党报都这样关心你们，我们更没有说的！
２月８日之后的日子里，邢志文、李培菊陆续收到了全国各地许多读者的来信。从云南到辽宁，从山东到四川，乃至远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的提供线索，有的表示同情、送来安慰，有的索要照片好帮他们寻找，有的甚至提出要送一个孩子给他们做女儿……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一张报纸成了通行证，成了连心锁，掀动了天南地北无数人的心扉。邢志文、李培菊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从一位尊重儿子的母亲、三个党委到一位老果农
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０日，河北测绘局航测内业队一位叫吴惠兰的女同志，无意中在儿子的桌上看到一封信。引起她注意的是，这封写着“河南省新乡地区卫辉市唐庄乡郭全屯中心小学初二班张金镯转梦雪收”的信，好几天都没发出。接着，她又发现自己从单位拿回来的２月８日《人民日报》上面那篇《望女成凤，“凤”飞娘痛》的文章被剪走了，而剪下的文章正放在儿子这封信旁。细心的母亲想起前不久儿子曾拿回一张揉皱了的《望女成凤，“凤”飞娘痛》剪报给自己看，因此她才从单位找到这张《人民日报》。儿子是邢建奇好朋友的同学，这封信会不会与离家出走的邢建奇有关？
“当时我心里很矛盾”，事后吴惠兰这样说，“我悄悄抄下地址，查了地图，觉得从地名到邮政编码都不是假的，心中就肯定了好几分。可告不告诉邢建奇的父母呢？说实话，看了邢志文夫妇那篇文章，我好几次落泪，心中很同情这对父母，但想到儿子接连几天没寄出那封信，又怕是他设计试探我是否在窥探他的行动。现在的孩子总觉得父母不理解他们，限制他们的自由，以前儿子就表示过对一些追根究底的父母的反感。如果我把地址告诉邢建奇的父母，他一定会生我的气，觉得我不尊重他，说不定也会离家出走……”
就这样又过了三四天。思前想后，将心比心，吴惠兰最后决定先对不起孩子一回，以后再向他道歉。她找到测绘局航测内业队党委书记张庚哲，讲了实情。
“这件事得尽快告诉人家”，张庚哲听了后说，“既然你有顾虑，咱们不用个人出面，而以党组织的名义找他们学院党委。”
３月２４日上午，张庚哲陪同这位母亲来到河北地质学院，找到了学院党办主任李信义。李信义当天下午就向院党委书记阎凤鸣作了汇报。阎书记立即指示：“要人给人，要车给车，立即去找！”
“真没想到事情会那么顺利。”讲起去河南找回邢建奇的经过，李信义至今仍然感慨万千。“从吴惠兰那儿得到消息后，我们分析‘梦雪’很可能就是邢建奇。因为不知道小建奇在河南的具体处境，２４号晚上我们设计了两种方案，一是依靠各级党组织，二是通过当地公安部门。没想到后来一切行动完全按第一方案顺利进行，靠着党组织和那张《人民日报》就畅通无阻。２５号上午，我和邢志文夫妇、学院人事处李德魁处长乘小车赶往河南，找到了唐庄乡党委吴书记。吴书记听了我们的介绍，又看了《人民日报》上那篇文章，立即派政法书记张长江陪同解决。我们按信封上的地址来到郭全屯中心小学，找到了初二学生张金镯。通过交谈，我们认定‘梦雪’正是出走一年多的邢建奇，现被侯庄村５８岁的果农李锡勤收养。这时，邢志文夫妇才松了一口气。”
那天，邢志文他们的车子开到侯庄村时已是午后，温暖的阳光透过果林照着这个静谧的小村庄。为怕邢建奇情绪激动、思想转不过弯来，邢志文夫妇留在车上，张长江、李信义先走进李锡勤家。见到李信义，建奇开口叫了声：“李伯伯！”扑到他的怀里，不再说话。李信义低头说：“建奇，咱们回家吧。”建奇摇了摇头：“我不回去。”李信义又掏出２月８号的《人民日报》：“你看，你爸爸妈妈都在党报上向全国人民检讨了，你还不原谅他们？为找你，他们的头发都急白了。你现在不回去，还想让爸爸妈妈伤心死啊？”邢建奇接过报纸只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这时邢志文、李培菊也进来了。“爸啊……”建奇发出一声撕心裂肝的叫喊。“我的好女儿啊，可想死我了！”一家三口抱头痛哭。李信义、李德魁哭了，张长江哭了，那位收养建奇的老人李锡勤也哭了……
为感谢李锡勤一年来对女儿的养育之恩，邢志文拿出两千元钱给老人作抚养费。老人生气了：“咱是干亲呢，干亲还兴要钱？！”坚决不收。那天侯庄村许多父老乡亲走出家门，目送邢建奇的离去。邢建奇离开了自己生活一年的村庄，离开了这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
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但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却没有讲等价交换，更没有“拜金主义”的影子。邢建奇的父母，你们应当更加懂得女儿并不是一己之私产；年幼的邢建奇，你要永远记住这个催促你奋发上进的心灵的支点。
　　　　“我为什么离家出走？”
“说心里话，我并不想离家出走。”３月３１日，记者赶到石家庄采访邢建奇时，她这样说。
“我是个独生女，从小爸妈对我的要求就特别严，盼我将来有点出息。上小学一年级时，学校离家远，来回二里地。别的孩子都是父母送去接来，而我的父母只接送了一个学期，就让我自己去上学，锻炼我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也确实不像一般独生女那样娇气，身体好，胆子大，不怕吃苦。可是让我受不了的是，他们对我的管教到了严厉甚至苛刻的地步。他们规定我每天放学后必须立即回家，说怕外面有危险；上初中后每个月也只给我一元零花钱。对学习他们要求更高，考了前几名还想第一名，总觉得我有潜力，总是不满足，一个劲地给我增加压力。晚上在家里，电视不让看，报纸不让翻；早上还在梦乡就催我起来温习功课。奶奶、爸爸、妈妈６只眼睛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这样的结果是适得其反，我越来越讨厌读书。我很贪玩，管不住自己，有时人坐在书桌前，心早飞到外面，爸妈因此更加恨铁不成钢。初中一年级我的成绩还算中等，谁知到了初二上学期，情况大变。首先我们敬爱的班主任考上了市长秘书，奔自己的前程去了，当时我的心就凉了半截。那时班上又出了几个调皮男生，他们那种无法无天、目无尊长的气魄吸引了我，我也开始旷课，上课看课外书、睡觉。接着，我喜欢的老师又走了好几个，我本来想向好同学学习的心情全没了。再加上爸爸妈妈不分青红皂白，一考不好，举手就打，使我产生厌学情绪，觉得念书真没意思。
“记得初二第一学期，刚开学的一次考试我没能及格，回家如实向爸妈说了。他们很生气，一起责怪我。我一露出不服的神情，爸爸就抄起床上的小笤帚打我。小笤帚打折了，爸爸还把它挂在墙上‘示众’，并在旁边贴上张纸条：‘某年某月某日，邢建奇考试不及格……’这件事比打我更伤我的心。
“初二下学期期末考试，我又没考好，４门不及格。考试之前爸爸曾对我说：‘建奇，你这次考试要是得了第一名，爸爸奖给你３００元，第二名２００元，第三名１００元，前五名５０元……’还郑重其事地向我写了保证书，和妈妈一起签了字。我的思想压力可真大啊！结果考得很糟，与父母的要求相差太远了。为了让他们高兴，也为了逃避一次打骂，我改了成绩册，把四门不及格改为第四名，又请人重写了评语，骗了爸爸妈妈。就这样一家人欢欢喜喜地过了一个好年，我也快快乐乐地过了个寒假。
“开学后的几天里，放学后我没能按时回家。好友、同学一个寒假没见了，我想知道她们的假期生活。可父母并不了解这些，回家不是不给我开门，就是罚我。３月２日那天我又回家晚了，怕挨打，便骗他们说是留在班上出黑板报。爸爸说：‘你要对爸爸说实话。明天我就到学校去调查，如果你骗我，我非把你的腿打折了不可。’我一听当时就吓傻了。我怕挨爸爸打，更怕他到学校找老师细问，揭穿了上学期我改成绩册的事。
“到这时我觉得走到了绝境。我想自己这么不争气，留在家里只会让父母生气，还不如南下打工，去闯闯天下，没准还会有点出息。３月３日，我和另一个班的女同学李晓玲结伴出走，开始了我们的流浪生活。”
酿成孩子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总带有种种偶然性。而其必然性就这样包含在邢志文夫妇那既有正确一面又有错误一面的教育观、家庭观里。
　　这一年，邢建奇经历了许多许多……
其实，３月３日到５日上午，邢建奇她们并没有离开石家庄。就在邢志文和２５中老师在火车站苦苦寻找，希望能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截住出走的孩子时，邢建奇她们却躲在公园的假山后面。直到５日下午５点，她们才买了去邯郸的火车票，离开了石家庄。
到邯郸已是晚上１２点多。两个女孩子无处可去，就到录像厅看录像。第二天早上６点多，录像厅清场，两人只好出来。站在陌生的邯郸街头，邢建奇、李晓玲不知所措，看了看地图，决定继续往南走。到了郑州，她们想找份工作做。在拥挤的“二七”塔劳工市场，邢建奇、李晓玲和许多找工作的人一起，等着别人雇佣。两天过去了，没有人看上她们。每个晚上，她们都到郑州火车站前大棚里过夜，挤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坐着等待天明。３月的夜晚，寒风刺骨，没两天，邢建奇冻得发低烧，李晓玲咳嗽。不巧邢建奇又丢了１００元钱，两个人只剩下４０多元。她们只好饿了吃烧饼，渴了喝自来水。饥寒交迫之下，李晓玲受不了了，登上了回石家庄的火车，而倔强的邢建奇仍不愿回去。
怎样才能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邢建奇想到了做生意。这天，她来到批发市场，看到有卖塑料玩具小人的，一元钱一个，便买了５个。心想：“我可以拿到学校门口去卖，两元一个，能挣５块钱，够花好几天的”。谁知找了半天没找到一所学校。失望之下，她又来到了劳工市场。一位好心的老大爷告诫她：“出来找工作一定要有公证，不然会被人骗。”建奇感激地送了他两个塑料小人，另外被人骗走了两个，丢了一个。就这样，邢建奇的经商梦破灭了。
在郑州，邢建奇结识了一群人，他们对她挺好，给她买吃的，带她出去玩。时间长了，邢建奇渐渐发现他们不像好人，是小偷。她想，爸爸、妈妈一直教育我不能做坏事，我就是饿死也不能当小偷。于是，趁这帮人不注意，邢建奇跑掉了。
邢建奇又来到郑州火车站。在那里她遇到一位“铁路工作人员”。他把自己的工作证给邢建奇看，答应帮她找工作。邢建奇相信了他，跟他坐上了火车。在一个小站下车后，邢建奇被领到一个做花圈的女店主家。到那儿之后，“铁路工作人员”就走了。邢建奇是个很有心计的女孩，她想起爸爸说过坏人拐卖妇女、儿童的事，起了疑心。于是，趁店主忙着搬运货物偷偷跑了出来，找到汽车站，用身上仅有的几元钱买了张车票，来到了新乡。一出车站，她发现一个人像她父亲，等那人转过脸来，正是父亲！而她父亲却没有发现她。邢建奇千不该万不该怨气不消，竟回身跑了。邢志文正是去寻找女儿的，然而却失之交臂。在新乡，邢建奇躲开了父亲，却又一次遇险，幸亏她发现得早，及时逃脱了。
在走投无路之际，邢建奇遇到了李锡勤大爷的儿子。他把建奇带到侯庄村，大爷收养了她。
谈起在李大爷家生活的日子，邢建奇充满了感激之情：“大爷对我很好。他以前当过兵，在广州打过仗，人很善良，从不强迫我干什么。我改名为张梦雪，整天吃了睡，醒了玩，有时也帮他干点农活。苹果熟了看苹果，桃子熟了看桃子，倒挺快活。这个村离卫辉市有５公里路，５００多户人家，虽不算大，在方圆几十里却是出了名的富。其实说富也只是和农村其他地方比，在这儿每天吃得最多的还是玉米粥。为生活，我尽量与村里人搞好关系。我学了一口河南话。我帮他们干活，和同龄人交朋友。在村旁糕点厂做过工，到小学当过代课教师。一年多，我没上学，书本、课堂、老师对我来说都显得那么遥远。有时我也想爸爸、妈妈，想同学，甚至还想读书。我借了初一课本，想有空复习复习，还借了有家庭教育内容的杂志看，开始思考我以前的生活。
“李大爷劝我给家里写信，可我没写。闯了这么大的祸，我怕父母的态度更严厉了。我想我长这么大还没让爸妈高兴过，也没给他们增过一回光，添过一份彩，我现在出走又做错了。既然如此，就让它一直错下去吧。女儿长大终究还是要离开家的，早晚还不都一样吗？”
抱着这样的想法，邢建奇一直没与父母联系。在这个小村里，看不到《人民日报》，她和当地人不知道报上刊登了父母呼唤她归来的文章。春节到了，小村庄也热热闹闹地放起了鞭炮。节日的欢快气氛，勾起了邢建奇对父母、同学的思念。“今年，爸爸妈妈再不会为我买猪肘子了。”邢建奇想得几乎落泪。节后，她第一次给好朋友去信，想了解父母现在的态度。不久，她收到了她同学刘红梅的一封信。信中说：“你爸爸妈妈为你头发都急白了，疯了一样到处找你。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也不愿动你留下的一张纸……他们的态度也转变了，作了检讨，报纸上还登了呢……”看了这封信，邢建奇哭了。她流着泪给父母写了封７页纸的长信，情真意切。没想到，信还没寄出，爸妈就找到了她。“后来听说爸爸妈妈看了这封信后，两人抱头痛哭，一些家长也纷纷来要这封信的复印件。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在信里说出了许多孩子的心里话吧。”邢建奇说。
值得重视的是，中学生离家出走现象并非个别。邢志文、李培菊四出寻找女儿的一年里，在广州、郑州、武汉等地火车站、派出所，看到的是一摞摞寻找出走学童的照片、启事，也碰到不少像他们一样心急如焚的父母。在去承德的路上，李培菊曾遇到张家口七中的同志，他们在寻找４名离家出走的男生，在路上又听到消息该校又有９名女生也合计出走。邢建奇生活过的河南卫辉市唐庄乡也有过四五名学生陆续出走。据统计，去年１月到３月，广州火车站就截下过９００多个９—１５岁的学童，其中大多数是弃学闯天下来了。
许多人都说邢建奇幸运，她出走的事登在了《人民日报》上，她得到社会上许多热心人的帮助。可是那些像邢建奇一样成千上万离家出走的孩子们，都能像她一样幸运吗？
　　学校：真不知现在的孩子在想什么！
　　学生：我们多么希望有好老师啊！
３月３１日下午，石家庄第２５中学，邢建奇的母校。记者拜访了教导主任强新志。邢建奇出走后，他曾与她的班主任一起到郑州、洛阳寻找过。
强新志说：“这件事发生后，我们学校很重视，认为这是个典型事例。它说明了我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要求与孩子的心理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阂。从学校来讲，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不得不追求升学率，对学生造成压力。而家长又对孩子期望过高，更增加了他们的心理负担。邢建奇那次期末考试的成绩虽不理想，但与以往比，还是有进步的。可惜家长看不到这点，也不尝试着去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现在的孩子又简单又复杂，你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据介绍，２５中曾于１９９２年搞过一次学生心理问卷调查，其中有这样的问题：“你的心里话愿向谁说？”下面列了朋友、家长、老师、同学四个答案。结果学生选择最多的答案是朋友，其次是同学，再次是家长，最后才是老师。强主任向记者讲到这件事时语调很沉重。其实邢建奇在石家庄“潜伏”的那３天，她的许多同学、朋友都知道她藏身之处，并帮她找地方住，甚至为她去火车站打听火车时刻，为她出谋划策。
为什么邢建奇会离家出走？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想回来？为什么她出走时那么多同学知道却没有一个人跟老师、家长讲？为什么在邢建奇父母和老师发动学生、熟人到处寻找时，这些知情同学却守口如瓶，瞒着老师？我想，学校、家长和其他长辈们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４月１日上午９时，记者再次来到２５中，采访了邢建奇的同班同学刘红梅和张静。
张静：我觉得邢建奇出走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业上的压力和家庭教育不理想。她爸爸妈妈对她管得太严了！
刘红梅：其实邢建奇挺聪明，心眼比谁都多。
张静：她手也很巧，同学拿来的手工艺品，她稍微一琢磨就会做。
刘红梅：她要真的没头脑，出去这么长时间就不会平安回来了。
记者：你们看过邢建奇父母在２月８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吗？
刘红梅：我们２月９日就看到了。我同桌同学的爸爸办公室里有，她看完后带到班上来，好多同学都看了，有的还哭了。那张报纸传来传去，都磨毛边了。大家都挺同情她父母的。
记者：那你们怎么还不把邢建奇的消息告诉她父母呢？
刘红梅：同情归同情，我们还是怪他们对邢建奇太严，想给他们一个教训。
记者：当初知道邢建奇出走的同学多吗？
刘红梅：挺多的，怎么也有十几个吧。她临走在班上又是要照片，又是道别，弄得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得知她身上只带了一块钱，还给她募捐了４０多元呢。同学们拿来了面包、桔子、创口贴、感冒药。我们也劝她别远走，最好不出河北省。
记者：发生这些事以后，你们为什么没想着对老师说？
张静：现在的老师和学生之间很难沟通交流。有的老师只把学生当成教育的对象，不把你看成朋友、平等的人，你怎么跟他们说？
刘红梅：邢建奇和我们差不多，成绩都不太好。但成绩不好就一无是处吗？我们学习是不行，可也许别的方面有长处，有发展前途。
张静：不知您看没看过《红蜻蜓》、《十六岁的花季》，我们多么希望能有那样的好老师啊！
邢建奇的出走，竟然赢得这些同学的同情，得到这些好朋友的支持，实在令人吃惊。有些孩子甚至像对待受难英雄似地为她送别，为她出谋划策，为她守口如瓶，这一切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到现在还不理解父母师长的苦心，还不懂得离家出走不对？在中学生离家出走的背后，隐藏着多少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啊！
回到报社，在整理录音时，又听了一遍邢建奇、刘红梅、张静的谈话，再次感受到这些十四五岁孩子的聪明、可爱。她们的语言简洁、准确、生动，谈问题细致、深刻，真难以想象这样的孩子会不爱学习，会学不好。看来，关键在于父母和老师们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和学生。
　　　　一件坏事变成了好事，一个邢建奇触动了千百人……
３月２７日凌晨邢建奇的归来成为河北地质学院一大新闻。此后的５天里，有近３００位教职工赶来看她。话题只有一个：小建奇真幸运。
“这件事的发生对我们学院震动很大。”河北地质学院党委书记阎凤鸣对记者说：“《人民日报》花这么大精力关心这件事，关心教育孩子问题，体现了党对教育事业、对下一代、对我们这些家长的关心。我们学院有很多像邢志文夫妇这样的中年知识分子，在教育孩子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困惑和问题。《人民日报》催促我们大家反躬自省。”
一位在内蒙古插过队的女教师说：“过去我对孩子总是恨铁不成钢，骂过他，也打过他。建奇这一出走叫我不能不反省。”
邢建奇也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她告诉记者：“现在我算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懂得父母对自己的爱了。请告诉全国的小同学们，即使家长教育方法不得当，也不要再像我一样离家出走了。社会太复杂了，别看世界这么广阔，缺乏知识还是找不到立足之地。”
受触动最大的当然还是邢志文、李培菊。用邢志文自己的话说他都成了义务宣传员了，一谈到教育孩子问题就现身说法。他把《人民日报》“我们今天怎样教育孩子”专栏的讨论文章一篇篇剪下收集起来，逢人就推荐。有人说：“一件坏事变成了好事。一个邢建奇触动了千百人。”
现在常常听到人们批评父母对孩子“期望值过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细想想，成长于这个时代的青少年都将是２１世纪中国的建设者，无论是父母、家庭、国家都不能不对他们寄予殷切的期望，而时代也为孩子们提供了“成龙”、“成凤”的可能。问题在于对每个孩子的具体期望是否合乎实际，教育方法是否得当，是否囿于旧理念只把成名成家作为孩子唯一的出路。我们希望像邢建奇这样的孩子们都能成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有用之材，成为新时代的龙和凤；更期待着我们的家长、教师、社会能尽快从邢建奇们的出走中吸取教训。在结束这篇通讯时，记者又想起了河北省测绘局吴惠兰同志的一句话：“把教育孩子的事做好，比建一个经济特区意义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