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利民勋业照人——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富国利民勋业照人
——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
孙越崎
在５０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谈到中国工业的发展时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这不但讲出了近百年来我国工业发展的史实，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富国利民的民族工商业家的追思。我所知道的民生公司创办人卢作孚先生克己奉公，不断开拓前进的一生，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业企业、特别是交通运输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实无愧于毛主席给他的高度评价！３月２５日是作孚先生诞生１００周年，我作为作孚先生的同龄挚友和重建的民生公司董事长，更加怀念作孚先生，特追忆我同他亲身交往的几件事，以见其远见卓识，才气过人，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
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
早在２０年代，贫困落后的旧中国，交通运输之困难，可谓难于上青天。祖国的浩荡长江，形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内河，游弋着外国的商船，践踏我国的主权，吸吮同胞的膏血。作孚先生凭着满腔爱国热情于１９２５年创办民生公司，仅以一只７０吨的小轮船，航行于嘉陵江上的合川与重庆之间。到抗战开始时，经过十多年奋发图强、惨淡经营，船舶大有发展，航线大有延伸，使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打破了日、英、美、法等国垄断长江航运的局面，终于将帝国主义势力排除出长江的航运界。抗战前夕的卢作孚，已是功在祖国，口碑在道，令我景慕其名了。
劈波三千里疏运十万吨
抗战以前，我在河南焦作担任中福煤矿总经理。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鉴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我决计将中福煤矿的机器设备，从焦作拆迁至大后方四川，再展宏图，以支援抗战大业。于是，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组织全矿员工拆卸机器设备，先行抢运到汉口。战时的汉口，军运倥偬，难于兼运这四五千吨的煤矿生产资料，只得存放在汉口丹水池煤场。正在无计可施之时，适逢作孚先生来到汉口，我们相识于翁文灏先生的寓所。国难当头，我们的话题不期然谈起了战区各类工厂的内迁问题，由此而谈到内迁工厂和川江轮船运输缺乏煤炭这个突出的问题。我即告以中福煤矿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当时正在汉口等待迁川，若能同作孚先生兼任董事长的天府煤矿实行合作，可解决内迁工厂和民生公司的燃料问题。勤劳国事的作孚先生闻之大喜，当即同意双方合作，改建、扩建天府煤矿，提高产量以满足战时后方的急需。他并应允将中福公司的机器设备尽快运输入川。由于我们二人性格相近，都以事业为重，一言为定，不定协议，亦未同双方董事商谈，就这样竭诚合作，共赴国难。
战时的运输任务，都带有“急如星火”的特点，否则将有资敌的危险。汉口沦陷后，宜昌两岸拥挤着从下游撤退来的三万以上的待运人员和九万吨以上的待运物资，而宜昌以上只能行驶小轮船，运输量较小，加以枯水季节即将来临，大家都争相抢运，情况十分混乱。勇于任事的作孚先生知难犹进，坐镇宜昌，亲自调度督运，审时度势，克己从公，作孚先生便先运中福公司的器材，我为此心急如焚，两次前往宜昌，面向作孚先生催运。那时，敌机每天飞临宜昌上空骚扰，影响运输效率。我正坐困危城束手无策之际，幸亏作孚先生想出了一个高明的办法。从宜昌起运物资不直接运到重庆，由直运改为分段区间运输，先将物资运进三峡以上各地，借地利以为屏障，即使日寇侵占宜昌，我军有险可守，再将物资倒运至重庆。由此而争取了时间，加快了宜昌积压物资的疏运，在宜昌陷敌时，已是空城一座。能够及时而又圆满地疏运如此多的人员、物资，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慧眼识顽石天府灿乌金
中福公司的机器设备运抵重庆后，我们立即着手改建、扩建天府煤矿。由于该矿的基础较差，技术落后，实际上比新建还困难。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许多基建工程需要从头做起。这样一来，合办一年，产煤量并未增加，开采的多是石头，连民生轮船公司用煤，天府煤矿也不能按需供应。许多股东也就啧有烦言，什么“天府在开石头矿，不是开煤矿”。作孚先生面对这一难堪的局面，遂独自一人来矿上考察。他虽非矿业内行，但他一看便知这是工程上的“披荆斩棘”，而不是盲目施工。作孚先生力排众议，向心存疑虑的股东们说：“这不是开石头矿，而是准备开大煤矿，不久就要大量出煤了，请大家不要听信流言蜚语，妨碍工作。”作孚先生以亲自考察的结果，统一了股东们的认识，推动了工程的顺利进行。我钦佩他的胆识，以致我们二人始终合作得十分融洽，这是天府煤矿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后来中福公司扩大合作范围，又与民生公司等有关方面合办了嘉阳、威远、石燕等煤矿公司，都由我兼任总经理。这些煤矿运用当时的现代机器开采，产量大增。天府一矿的年产量多达５０万吨，占了重庆地区全年煤产量的一半左右，满足了工业、交通和市民的用煤，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大业。这与作孚先生的大力协助把中福煤矿大批器材和人员内迁入川并真诚合作开发天府等煤矿是分不开的。当天府煤矿后峰岩矿厂建造的办公大楼落成时，我亲笔题名为“作孚楼”，以表彰作孚先生对抗战劳苦功高。
“民生”通四海勋业启后人
作孚先生的另一成就是北碚的建设，除当时最大的天府煤矿和四川的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外，还有大明染织厂、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兼善中学、温泉公园等。抗战时期，北碚接受了许多迁川的学校、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中国西部科学院为他们提供房屋及设备，并与之密切合作，使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得以继续。许多社会名流如梁漱溟、晏阳初、老舍、梁实秋、竺可桢、顾毓琇等均曾在北碚工作过。
抗战胜利后，我复员去平、津和东北，闻知作孚先生主持的各种事业蒸蒸日上，令我深引为庆。民生公司为发展海运事业，除开辟天津、青岛、广州、台湾等新航线外，还将航线延伸至海外的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日本各国，增进了我国人民同上述各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与此同时，作孚先生还向加拿大贷款订造了九只新型客货轮。在贷款担保问题上，曾遇到许多困难，作孚先生坚忍不拔，多方奔走，使贷款造船一事得以实现。但因此而拖延了时日，致使轮船出厂时间推迟。只有“荆门”、“夔门”二轮于１９４８年底驶回长江参加营运，其余七只轮船出厂回国时，因上海已解放，长江口被封锁，无法驶入长江而不得不滞留香港。
作孚先生应周总理的邀请，于１９５０年６月回到北京作为政协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并被补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在作孚先生的领导下，民生公司员工发扬机智勇敢的精神，终于使１８只滞港轮船先后安全返回祖国，连同原在长江与近海的１００余只民生公司轮船，加入了人民交通运输的行列，奠定了新中国江、海航运的基础。
作孚先生在京期间，我常去他的住处交谈，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谟献策划。有一次，朱德总司令在中南海宴请作孚先生，我也被邀作陪。席间，作孚先生畅谈了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意见，高瞻远瞩，长策在胸，谈得朱总司令、吴玉璋同志、贺龙同志等满座欣然。
正当党和国家将畀以重任的前夕，作孚先生不幸于１９５２年初过早地去世了。同年３月，我返京途经重庆时，曾去重庆民生公司吊唁。待我回到北京，方知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为作孚先生的去世深感悼惜。
作孚先生于１８９３年４月１４日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贫苦家庭，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堪称自学成才的典范。少时即立志救国，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运动，随后又投身五四运动，为唤醒民众，长期从事民众教育工作，曾与恽代英、王德熙等在川南进行新教育试验蜚声全川。“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孚先生一直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号召“一致团结”、“赶赴前敌，共救国难”。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电告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作孚先生曾担任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亲自组织指挥了撤退工厂、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到四川，运送军队、军火、粮食到抗日前线，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孚先生艰苦朴素，公而忘私。无论是办教育，或者是办实业，他的目的都只有一个：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生活幸福。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
哲人虽亡，精神不死，作孚先生的事业载在史册，昭兹来者，启迪后人。值得欣慰的是：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民生公司于１９８４年重建，成为繁荣航运事业的一员。作孚先生毕生事业中蕴蓄的“民生精神”必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中的一种精神财富，成为改革大业中的一种鼓舞力量。我们不能忘记作孚先生，就要群策群力，克勤克俭，乘风破浪，开拓前进，以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