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苏联维·米海耶夫
外国书籍出版局出版了毛泽东同志论文选集第二卷俄文译本〔注〕。
刊载在第二卷中的著作都是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神圣战争初期写成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表明了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意义。中国人民奋起站立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在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尽到了伟大作用，并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著作选集第二卷开头是有关一九三七年夏天的著作。
一九三七年，在中国形成了严重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者自从一九三一年侵占东北（满洲）后，连年进犯中国内地。到一九三六年底，日本侵略者除东北外，还占领了内蒙古、华北，直接威胁北京。成万日本军队，在铁路沿线、海港及各个战略据点集结，准备向中国内地大举进攻。全中国面临着遭受日本军阀奴役的严重危险。
在中国所有政党中，只有共产党自始至终，从日本侵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为组织反抗日本侵略者而战斗。日本军队侵占东北后不几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解放区革命政府就号召人民保卫祖国，发出口号：“驱逐日寇海陆空军出中国！”当国民党政府不放一枪，失地千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就去东北沦陷区组织了人民抗日斗争。从一九三四年起，东北抗日联军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东北作战。
在共产党号召影响下，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要求愈来愈坚决了。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间，在上海，青岛，天津，北京及其他城市里，发生了无数次工人抗日罢工和蓬蓬勃勃的学生示威运动。但是，蒋介石集团却不顾人民要求，继续其对日本人妥协让步的政策，开枪射杀抗日游行队伍并继续进攻中国红军。蒋介石政府这种叛卖政策便利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阀制造北京近郊芦沟桥事件，公开对中国人民发动了战争。中国劳动人民以民族解放战争回答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灭亡全中国的危险加速了中国各爱国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统治集团也被迫参加统一战线，但是，后来的事件表明，蒋介石分子采取了两面派态度。
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里面的作品的绝大部分，其中包括：“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都是确定战争性质，统一战线问题，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任务的著作。毛泽东同志在这些著作中详细考察了随着战争的开始而产生的各种问题：那些力量会参加战争？怎样团结这些力量？统一战线由谁来领导？共产党在战争中的作用是怎样的？为了吸引全体人民保卫国家并取得胜利须要采取怎样的政治与经济措施等等。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这一著作中论证了共产党在刚刚开始的战争中的路线。这一路线代表了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动员全国人民参加卫国战争。共产党实行了
“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口号。蒋介石集团采取了和共产党的路线完全对立的路线，他们反对全民战争，实行了反动的消极抗战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既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路线，反映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在毛泽东同志为宣传鼓动员写的提纲里面叙述了这一纲领。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提纲。在第二卷里面，这一提纲是以“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为标题发表的。这一纲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以及在反对蒋介石反动的、两面派政策的斗争中的任务。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要求是全国人民总动员，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力量进行战争。纲领中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版，第三○三页）
纲领中包括各项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措施：坚持抗战到底，全国人民总动员、武装人民，在正面战场积极作战并在敌占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国家制度民主化，减租减息，改善工人和职员待遇，开展国民教育，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投降妥协派，巩固后方。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在解放区实施这些办法的结果，保证了人民军队和游击队在军事上的伟大胜利并巩固了统一战线的基础——工人和农民的联盟。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写成的著作中不只一次地着重指出，开展统一战线是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并给中国走上光明和伟大的前途开辟道路。中国共产党建议以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法来巩固国家政权，这一政府和人民有联系并能引导战争取得胜利。抗日战争的人民性确定地提出了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实行民主化的问题；“……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同上，第三四五页）
在一九三七年底，国民党当局拒绝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而引起了前线的重大失败，放弃了上海、太原等重要工业城市和战略中心，在这种时候，更加明显地证实了共产党这一方针的正确性。本卷所载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阐述了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任务。在报告中指出，战争仍然是片面性质的：只有政府和军队参加了战争，而不要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说：“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同上，第三四八页）。只有华北地区取得了成功，军队的作战得到了广泛开展的游击战争的支援。在各个解放区建立了各党、各派的民主政权。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与国民党后方人民的斗争说明了中国正在由片面的战争过渡到人民战争。
在这一著作中指出：共产党人在为团结一切统一战线的力量而斗争中必须看到民族统一战线各个部分的区别，并适应这种情况规定自己的政策，确立自己对待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个参加者的态度。共产党把当时统一战线的成份分为：左翼集团——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集团——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右翼集团——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当论及右翼代表人物时说道：“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同上，第三五七页）中国共产党为战胜敌人揭穿了右翼的投降妥协派，巩固了统一战线中的左翼，从而就加强了整个民族统一战线。
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结束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政策，奠定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基础，以便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反复论证的，中国共产党从战争经验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就要巩固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斗争的唯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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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抗日解放战争的最初的日子里，明确地规定了每一共产党员在战争造成的新情况下的任务和义务。党驳斥了各种机会主义的企图，他们拒绝利用已经出现的可能性以便更广泛地开展合法斗争，动员群众和巩固自己的阵地，党也斥责了机会主义分子所提出的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集团支配的要求。国民党集团的目的在于限制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削弱人民的爱国运动。
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著作里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关于党的组织原则与思想原则的学说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完全一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说道：“‘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同上，第三五四页）
作者在“论持久战”著作（一九三八年五月）中说明，中国人民一定要胜利，因为中国有伟大的力量——战斗的共产党，有党所领导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因为有蓬勃开展的全国一切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对于不可战胜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心，解放战争任务的正义性，善于在中国具体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促进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并团结群众在共产党周围。
发表在第二卷中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同样阐明了党的新任务。全体会议批准了这一报告所阐述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为争取共产党及其所有地方组织的独立自主而斗争的路线，反对迁就国民党，反对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全体会议确定共产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战区及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工作，发动游击战争。这一报告表明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战争的正义性，它对于动员共产党员，全国爱国力量参加长期战争具有重大意义，它给每一个共产党员指出了他在卫国战争中的地位。保卫祖国反对日本侵略是共产党员的义务，因为在解放战争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他的国际主义的义务。“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同上，第四八三页）
党在那些严重的日子里要求每一党员都要表现出英勇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要善于和群众合作。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说：“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
（同上，第四八四页）。
党号召共产党员戒骄戒傲为人民服务，要求每一共产党员成为民众的朋友和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提醒共产党员说，共产党员不过是几万万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必须懂得，——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同上，第四八四页）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为了要发挥先锋队的作用，带领人民前进，必须不断学习成为实事求是和远见卓识的模范，指出理论知识帮助我们不致丧失前进的方向。共产党员“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同上，第四八五页）
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是和党在战争中以及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相符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从战争开始以及跟国民党重新合作第一天起，共产党就不得不进行顽强的斗争来反对党内的投降主义者。他们主张共产党服从国民党，并把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这种投降主义的路线具体表现在“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政策上，表现在取消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上，表现在对国民党企图削弱共产党的阴谋采取迁就态度上。
当时有些共产党员（王明等）主张把统一战线中、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揭穿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源，尖锐地提出了在为争取中国的自由独立而斗争中坚持以共产党为首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源是一部分党员理论水平低，许多党员缺乏跟其他党派合作的经验，党内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成份等等。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在统一战线中同别人合作，同时必须保持自己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投降主义——变相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因此党采取了坚决的手段，彻底肃清了投降主义。
共产党使自己的活动既服从祖国的利益，在行动上和其他党派合作，又保持了统一战线队伍的独立性，自己的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原则。正是这种方法帮助党巩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
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影响的提高以及它在战争中的先锋队作用，要求共产党员提高理论水平，要求培养与教育党的干部。同时培养与教育非党干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接着谈到巩固党的纪律和党内民主问题。他指出：如果党内没有巩固的纪律，不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保证党内的民主，不进行认真的理论学习，就不可能培养大批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同上，第四九七页）
团结的，老练的，在为争取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进行了十七年之久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一样，它变成了中国人民的“坚强的核心”，它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在战后建设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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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战争战略与策略问题在毛泽东同志著作选集第二卷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些讨论军事问题的论文和讲演里面总结了共产党所领导的为反对中国人民的敌人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的经验。
在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延安的讲演中提供了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问题的提起及其进行的方法。在第二卷中以“论持久战”为总标题发表了这些讲演。共产党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估计，给人民奠定了在长期的持久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信心。它一方面驳斥了急性病患者幻想抗日战争速胜的冒险计划，同时也打击了失败主义者认为中国必败的谬论。
但是，毛泽东同志说，胜利是不会自己到来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同上，第四二一页）
共产党关于中国人民必然胜利的结论乃是建立在对于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共产党是从估计下列事实出发的。日本是一个侵略的帝国主义强国，它有强大的经济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日本社会经济制度的帝国主义性，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在战争中失败。还必须估计到：日本国度比中国小，因此它必然感受到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的不足而经不起对中国的长期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同时还指出日本在国际关系方面最后必然陷于孤立。共产党明确承认中国的军事、经济以及一般准备比不上日本。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具有决定战争胜败的优越性出发的。日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拥有这种优越性。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全体人民都了解战争的目的，英勇牺牲保卫自己的祖国。中国人民拥有强大的进步的力量，这种进步力量的代表首先是共产党，它具有保证反对侵略者的全民战争的正确的领导的能力。
中国对日本的优越性还有：地大（这就提供了广阔的周旋余地），物博、人多、以及战斗的中国从全世界进步力量方面所得到的广泛的国际援助。“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
（同上，第四一八页）
共产党深信中国人民必然获得最后胜利，积极进行反对中国反动派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妥协的政策。这种政策必定失败，因为在中国国内，以及在国际上都存在着阻止这种妥协投降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写道，中国的持久战须经过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战略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一阶段是敌人进攻与中国防御；第二个阶段是相持阶段，敌人企图固守，而中国则准备反攻；第三阶段是中国的战略反攻与敌人战略退却阶段。
按照作者的说法，中国军队在第一阶段中所采取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正规军的运动战，辅助以游击战和阵地战。第二阶段可叫做战略相持阶段。敌人在达到一定限度的战略进攻终点后，将企图保守占领地，千方百计搜括中国人民。此时在敌人后方中国的爱国者将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和地区，粉碎敌人固守的诡计。在第二阶段中在前线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游击战具有主要的意义，而正规军的运动战则起辅助作用。当敌人相当疲惫，中国已经达到具有足够力量可以进入总反攻的时候第三阶段才能来到。游击战争在这一阶段重新又扮演辅助的角色，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的运动战和阵地战。
此外，在“论持久战”著作中还包括一系列关于中国作战的特点以及关于各种作战方法的结论。“论持久战”表明了，犬牙交错的战争是中国作战的特点。
在日寇占领区的作战使敌人的据点遭到夹击，并封锁了敌人进攻农业区的道路。对侵略者怀抱着无比憎恨的人民支援着敌后战争，有效地打击日本占领者。把日寇强占的城市变成孤岛，四周围是广大游击农业区，在农村中组织军事与政治斗争——这些就是战争的客观进程所提出的任务。
抗日战争的战略的这种特点反映了中国的特殊情况：解放战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结合起来了。它首先和构成中国军队和游击队基本群众的千百万农民为土地和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了。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抗日斗争和人民为争取从国内反动派压迫下获得经济与政治解放的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当中获得了多数并保证了革命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中国军队的作战性质时着重指出和阵地战并立的运动战的巨大作用。他说：“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同上，第四六一页）
共产党人根据十年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并估计到中国的特殊条件，论证并且运用了这种运动战战术。他们抛弃了有害的单纯阵地战的战术。共产党人指出，中国军队必须利用中国的两个极其重大的优越条件：土地广大和兵员众多，这种优越条件保证有可能运用灵活的运动战形式。这种作战形式要求军队有进攻性，出其不意袭击敌人，要求最大的流动性，集中中国军队几个师兵力对付敌人一个师，要求各路同时出击，在行进中作战等等。担任进行运动战的部队如果能得到游击队的协同作战更容易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充分估计到游击战争的重大作用，主张从中国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在一切敌占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实行了这个计划，到一九四五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运动战的地区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两百多万游击队对敌作战。
中国共产党从来都特别注意到游击战争问题。第二卷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有名的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这一著作批驳了轻视游击战争的作用的观点，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广大游击部队，以游击战争的方法训练正规军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游击战是一种离开中国正规军作战地区很远的，独立的作战。“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同上，第三六六页）。
毛泽东同志在其阐明军事问题的各种著作中叙述并论证了共产党所制定的战争计划，中国人民的军队的战术战略，对游击运动的基本要求，在根据地和敌后建立人民政权问题。作者着重指出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因素在战争中的巨大意义，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的组织者和领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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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发表了为苏联读者所熟悉的毛泽东同志的有名的著作“矛盾论”（请参看“布尔什维克”杂志一九五二年九期和十期）。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作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写成的，它的主要锋芒是对准着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对准着狭隘的经验主义的。作者在这一著作的开头指出了，苏维埃哲学家粉碎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给中国共产党人在其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以巨大的帮助。
作者根据中国历史的事实材料，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紧紧结合政治斗争的实际任务，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律是发展的源泉。毛泽东同志说道：“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版，第八○三页）
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为指南，着重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及其特殊性，指出了发现事件链条的主要环节（主要矛盾）的必要性，考察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表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虽仍然存在，但对抗却消灭了。作者写道，发展是由内部矛盾引起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第一位的原因。这种内部矛盾产生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作者进一步阐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而外因则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矛盾论”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粉碎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作者举出无数例证生动地表明教条主义对革命实践的严重的危害性。毛泽东同志这一著作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范例，是中国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多年革命斗争的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对于实践的理论的相互关系的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
发表在毛泽东同志选集第二卷里面的著作是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寇进攻的严重的日子里所做的巨大的组织活动的明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热烈的爱国主义以及对胜利的深刻信心的明证。
（刘群译自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一九五三年第八期）〔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俄文译本，因中文
本篇幅过大，分两册（二，三）出版。现
已出版的第二卷里面包括毛主席从一九
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一九三八年十一
月六日为止这一时期写成的著作。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