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内循环”何时休——企业放权难点透视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体内循环”何时休
——企业放权难点透视
新华社记者陈光明李春雷杜晓明
记者近日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最为集中的东北地区调查，结果表明，自从《条例》颁布以来，各地涌动着为企业放权热潮，但更多的反映是，十四项企业经营自主权中尚有些未到位，就像是飘飞在企业顶上美丽的风筝，可望而不可及，“线”依然牵在部门手中。有人戏称为放“风筝权”，企业只能望梅止渴。
有些权力似放非放，明放暗不放，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厂长黯然神伤。
“一汽”去年要成立一家贸易公司，到北京有关部门跑了几个月未批回来，最后被告知，要把“第一汽车集团贸易公司”改成“一汽集团贸易公司”方可批准。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某市宣称已将劳动用工权放还企业，但就连普调一级浮动工资的小事也还管得很具体。１．８万名职工一人一张表，劳动局一位科长到厂办公，厂里又派了两个小伙子协助，花了３天时间才把１．８万张表上的１．８万个审批章盖完。
记者在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了解到这样一件事：哈尔滨锅炉厂１９８８年接受了给国家重点工程哈尔滨第三发电厂制造一台６０万千瓦机组的任务。当时哈锅和用户双方协议的设备坐价是１．２６亿元，但这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却无法生效，原因是按规定必须由用户在北京的主管部门来鉴定方可执行。但主管部门鉴定结果是价格只能是９０００余万元。哈锅无法接受，事情就搁置下来。几年来，哈锅的正副厂长分别多方奔走寻求解决，产品也早于１９９１年交付用户投产使用，但至今，价格仍未确定，合同仍无法执行。
一些权力从大机关落到小机关，从国家、省部门落到了县市部门，从直接领导部门落到了经济制约部门，从职能管理部门落到了其他业务主管部门。黑龙江省体改委主任宋士合把这种现象统称为下放权力的“体内循环”。他举投资项目审批的例子说，有的地方规定４００万元以下的下放给地市，２００万元以下的下放给县，但是就是不给企业。更糟的情况是，有些时候权力循环到了下级机关，企业更加难受。下级机关更不了解大中型企业的情况，政策水平更低，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封锁更为严重。使得企业才松“绑绳”，又加“镣铐”，仍旧是干啥啥不行。
吉林省计经委的同志反映，他们下放给企业的一些权力又被一些新成立的部门捡去了，企业叫苦连天，他们哭笑不得。辽宁省一位厂长说：“权力一直在各个‘衙门’里转悠，就是转不到企业中来，放权与不放有什么两样？”
在东北三省，记者时常听到这样一些故事：本来省长、市长、厅长或局长都在大会上或签发的文件中，声明某某权力下放了，只要政府部门登记，不必审批，可是企业派员真正去登记时，便遇到了“红灯”。有的企业人员不解地问：某某领导在大会上不是公开讲到这些权力都下放了，怎么还不痛快给盖章呢？具体办事人员答曰：“是呀，权力是下放了，从局长那里下放到我这里来了。”接着便这不行、那不对地卡一通。企业人员气得鼓鼓的，但只能往肚里咽，还不敢向上反映情况，怕“一把赢、把把输”。
走了“婆婆”，来了“公爹”，企业还是“媳妇”。这种现象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比较集中的省市都出现了。有的工业主管局摇身变成了总公司，他们对上貌似企业，但实际上还行使着行政管理职能。一位厂长说，这些公司虽然机关干部都下海了，但也同时把机关的职能与权力带下了“海”，对工厂仍然行使政府职能，比原来束缚得更死，堪称“后婆婆”。有不少集团是当地政府部门为了达到种种目的强拉硬扯起来的或干脆就是行政部门“翻牌”摇身一变而成的，企业称之为“二政府”。这些“二政府”一朝大权在握，马上就剥夺集团中企业的权力。哈尔滨某集团要求人财物、产供销“六统一”管理，一级法人降为二级法人，原有的进出口权也被收走。一些厂长说，“二政府”不光要掌权，还要利，只是不想替企业担任何责任，厂长比原来更难干了。大连一水泥企业反映，管他的集团是个赶时髦的产物，日常业务只是收管理费和倒卖些产品。长春一大企业，主管部门变成了行政性公司后，企业办事还得到那里去盖章，交２％的管理费。
“社会谁都大，唯有企业小”。东北某市公安部门向当地一大企业借两辆面包车，该厂借出一辆，另一辆因有事暂未借，公安人员第二天便堵在工厂大门外，从工厂里开出一辆车扣留一辆，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使该厂生产经营秩序受到严重破坏。
当记者就下放权力“体内循环”的现象与一些有识之士探讨，多数人认为，改革、放权都是社会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人们之所以不愿松开手中的“风筝线”，主要是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及其意味着的利益。
吉林省体改委副主任李树认为，造成放权不到位、“体内循环”的深层原因在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者职能与国有企业资产所有者职能不能分开。政府部门或其他权力机构之所以理直气壮地卡企业、吃企业，是因为他们自视为企业的所有者。他认为，要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自主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分离政府部门的双重身份。（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