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的跃进——近期小说谈片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瞭望台

　　主题的跃进
——近期小说谈片
吴秉杰
新时期文学创作正面临着一次新的主题的跃进。这是时代生活实践与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迄止文化“寻根”，新时期前期文学的主题的内涵几乎都与“反思”有关。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它与曲折多难的过去相联系并表现出了一种可敬的“超前意识”。而当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生活的震荡，难以避免的文化失衡和重建过程，陌生的生活态势（主要是弥散着的物质欲望）使作家陷入了某种“智慧的痛苦”及无所依傍的尴尬境地。文学一度彷徨不前。更年轻的一代，那些未曾体验“过去”和基本上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其创作几乎都反映出了某种怀疑精神。他们要求重新打通历史和当代，在否决了的与留存残缺的规范之外建立起新的时空概念，并形成一种新的语言，虽然这种“语言”没有也不打算提供新的价值。这大约便是８０年代后期一部分“新潮”小说的特征。没有获得强大精神意识支持的探索往往难以持久，在“开放”初期作为一个必要的过程，大量引入、借鉴与吸收西方及各种现代思潮的阶段也已经结束。从９０年代开始，文学日益致力于在现代化大潮中寻找民族精神和理想的新的停泊地，几代作家共同努力，酝酿着主题的跃进。它于近期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态度，冷静，全面，从不同文化圈层的相互参照中反映历史进步和所要付出的代价。莫怀戚的《南下奏鸣曲》、南翔的《米兰在海南》、《道是无情》、关仁山的《蓝脉》等虽未必均是踔厉风发的进行曲，但显示了知识分子价值观所受到的商业文化的冲击，改革生活的复杂性和前进中新的精神的追求，“道是无情却有情”。“风情小说”于近年兴起，也不再仅仅是面向过去，而汇入了改革时代漾溢的热流之中。陈军的《清凉之河》就表现了传统人格和现代人格联接的一种新的精神境界，那世代不息的“梦”的追求中透出了峻峭高远的人格理想，体现出生命更高的审美追求。
主题的跃进还表现为对传统道德、传统的人情和人际关系已不再取一种片面否决的态度，它努力地要在现代化进程的当代生活中确立其新的坐标点。阎连科的《寻找土地》、邓友梅的《好梦难圆》等就表达了那种重情厚义、淳朴善良的民族优秀传统和文化精神，那种超越了金钱利害关系的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亲情和美德。手段与目的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性矛盾，刘醒龙的《村支书》和《凤凰琴》既是歌颂性的，也带有悲剧意味。正因为现代化过程不可能保证物质与精神永远同步并均衡地发展，才见出了那种精神失落的痛苦，和失落后的追求。
新的文化态度在历史生活的领域，表现为一种对实践人生的探询。没有游离于人生的历史，历史的秘密常也是心灵的秘密，李晓的《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在历史寻秘中显示出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双重意义，刘恒的《冬之门》、池莉的《预谋杀人》则在确定的历史背景上，在各种“偶然性”的“合力”中展露了其中欲望的心理动力，尤凤伟的《泱泱水》、《金龟》以象征的方式表达人性的善和恶，及其失去规范后所产生的盲目破坏力量，历史生活内容和演化过程都体现出一种深刻的“自我相关性”。从而使历史的思考转化为一种人生的思考。
由生活经验暗示并孕育的文学主题并非是单向和单义的，史铁生的《中篇１或短篇４》便是以解析的方式传达了人生境遇中的某种精神矛盾与两难处境。深刻的心理现实主义中也时常隐匿着理想，储福金的《裸野》、《善心的功能》等在窥研各种心理的误区和人生沟通的疑难后，又表达了对于那“真性情”、真人生的向往。主题的跃进还表现为主题的某种扩展状态，如沈海深描写改革生活矛盾的作品《窟窿》，但那由实到虚、若有若无的多重主题，毕竟还是要从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的升华中焕映出来。如果文学一度在旋变的生活中亦曾失去立足点，那么苏童的《一个朋友在路上》就也预示着那“梦中说梦”状态的结束。
近年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意向，是要在一个加速发展与变化的时代寻求一种更为持久、稳固的精神价值，灵魂寄托的家园。文学运动表明，真正的文学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追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文学的分流，新时期文学“前期”与“后期”的划分，多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社会发展程度与文学创作不平衡的规律。各种文学主题都要经过一定时期的酝酿，文体与叙述革新、新的技法手段及语感氛围的形成，也都体现新的情感和心理传达的需要，实际上，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从来就没有进入过一个纯技术主义的时代。“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文学主题的跃进同样将在现代化过程与文化建设中，在一定社会心理的基础上形成，同时可能表现出某种可贵的“超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