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人，学习马雅可夫斯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中国诗人，学习马雅可夫斯基！
袁水拍
“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能的诗人”伟大的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对世界来说，这位社会主义革命的歌手也以他的“炸弹和旗帜”的诗篇，影响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法国等国家的革命诗歌的发展。今天国际著名的和平战士和诗人，智利的聂鲁达曾说，当他在年青的时候，就被马雅可夫斯基的声音所激动了；土耳其的希克梅特也骄傲地把马雅可夫斯基称为自己的老师。我们可以这样说，马雅可夫斯基的出现使全世界的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马雅可夫斯基也给中国新诗歌的发展以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新的诗歌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诞生的。它打破了文言诗的僵化了的形式，开创了白话诗的园地，宣扬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压迫，革命遭遇挫折，反映在诗歌上，就使当时中国的诗歌中，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颓废思想、腐朽的西欧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的倾向，仍然占着一定的地位。直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人民的觉醒和革命力量的增长，以及苏维埃文学和诗歌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的开始介绍到中国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萌芽才获得成长。
最初翻译马雅可夫斯基作品到中国来的是著名诗人郭沫若，他翻译了“我们的进行曲”、“关于法台如何了解保卫工人的法令的故事”、“符拉其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在别庄中遇到的不平凡的事”等诗，那是在一九二九年。其后不断有人翻译介绍。至于说最先使中国读者知道马雅可夫斯基这名字、认识他是“在许多现在诗人中，只有他是全部理解革命，把革命当作自己的事业”的俄罗斯革命后最重要诗人的人，是中国的杰出文学评论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他曾经在一九二一年在莫斯科访问了马雅可夫斯基，接着就把这件事向中国国内作了报道。
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诗歌运动逐渐开展。这种与革命群众结合、宣传革命思想的诗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前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出现了蒲风、艾青、田间、柯仲平等诗人。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受到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艾青在他的“诗选”的序文中说，他是爱好马雅可夫斯基的。当他在国外的时候，他从法文译本中读到了“穿裤子的云”和其他的诗。田间在他的“给战斗者”这一抗战初期的诗集的序文中说到，中国人民需要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诗人。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就有着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战斗的激情和短促紧张的节奏。
在抗日革命根据地，田间和柯仲平等诗人甚至像马雅可夫斯基为“罗斯塔之窗”写诗那样，在抗日革命根据地为革命的农民写了“街头诗”“岩壁诗”。这一种和革命斗争相紧密结合起来的诗歌创作活动，随着群众革命斗争的扩大和深入，更进一步地发展为群众性的诗歌运动。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战士们把自己创作的诗歌写在自己的武器上，叫做“枪杆诗”，成为军队中政治教育的犀利武器。在参军运动、生产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当中，各种形式的诗歌——快板、小调、歌谣……也同样发挥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同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地区，在许多城市的工人、学生群众蓬勃展开“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中，不少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来暴露和讽刺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暴行和特务统治。在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中，群众也自己写了许多政治讽刺诗、歌谣体的标语、诗传单、朗诵诗……它们都曾经起了冲破敌人的思想封锁，揭露反动派阴谋，鼓励人民向蒋介石法西斯统治进行斗争的作用。
正像马雅可夫斯基所做的，我们的诗歌也成为
“刺刀”“长枪”和“大炮”，成为团结自己，打击敌人的工具，这种新的为革命服务的诗歌的蓬勃发展，扫清了模拟西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派诗歌的垃圾。
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曾经受到苏联文学的极大影响，在诗歌这领域里也是这样，可以这样说：伟大的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无远弗届的雷声，传到了东方后，也激响了中国的钟和鼓，使中国的诗歌也具有了战斗的风格。随着革命的胜利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亲自的领导下，中国诗歌和中国所有文艺一样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得到了不少成绩，正在为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斗争服务。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诗人已经向马雅可夫斯基学习得很够。我们的学习是很差的。我们在创作上的努力是很不够的。诗歌远远地落后于现实的需要。我们缺少激动人心的、在人民中间广泛传诵的作品。
今年年初苏联作家协会组织的、意义重大的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全国性的讨论，已经引起了中国诗歌工作者的浓厚兴趣和密切的注意。六月间北京的诗歌工作者和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研究和翻译者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大家一致强调必须向诗人学习，并加强他的作品的翻译工作。我们相信，随着这位具有世界性的伟大诗人的诞生纪念的举行，中国诗人将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诗歌、对马雅可夫斯基传统的学习。
我们应该向马雅可夫斯基学习什么呢？
马雅可夫斯基的战斗的诗歌的产生，是和诗人的火焰一样燃烧着的革命精神、纯洁的阶级品质和高度的党性分不开的。我们要创造为人民所需要的充满战斗力量的诗歌，就应该以马雅可夫斯基为我们的榜样，学习他和党、和工人阶级、和自己人民的血肉相联的紧密的结合，像他一样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党、贡献给“进攻的阶级”。马雅可夫斯基既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宣告，也在他的实际行动中这样做。只有这种高度的结合，才能使我们产生对工人阶级的事业、和平民主的事业充满不可动摇的胜利的信念和对未来远景的透视力。
对生活、对世界的冷淡，即使仅属些微的程度，也是和诗歌不能相容的死敌。马雅可夫斯基对革命决不是一个冷淡的旁观者，也不是一个站在旁边对革命“评头品足”的观察者，甚至也不是一个置身事外、带着义务的心情客观地加以歌颂的第三者。他是革命的参加者，是领导群众走向战斗的鼓动家和革命家。他在革命的进行中作战，体验着革命所经历的一切波折、欢乐和痛苦，并为战胜革命所遭遇的一切阻碍付出自己的血汗。只有革命的实践，才能产生革命的热情。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受革命的每一呼吸，以“全部的诗人的响亮的力量”发出自己的真诚的呼喊来，像号角一样鼓舞人民前进。只有这样，他对革命的歌颂、对党和列宁的歌颂，才充满着炽热的爱，而没有丝毫勉强或作伪。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他的作品里的抒情的主人公——时常是诗人本人，体现出苏维埃人的精神的美，他们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概括地创造出新时代人的典型。只有这样，才使他能够无情地鞭挞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敌人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者，才能热烈同情世界工人阶级，而在他的作品中，把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生气勃勃地刻划出来。
中国人民也需要这样的战斗性的诗歌，而决不是需要思想低下或贫乏的、热情稀薄的、公式概念化的、不能起战斗作用的诗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学习马雅可夫斯基，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程度，像斯大林对杰米扬·别德内依所说的，应该完成“上升到先进无产阶级歌手的任务”，必须走到革命人民的斗争的前列去，而不是落在后面，更不是站在旁边。我们要像驱逐毒物一样，清除我们心中任何一丝冷淡的、旁观的、灰色的情绪——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残余。
因为很明显，能够清楚地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的，只有工人阶级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决不是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它们只会使历史前进的脚步停滞、倒退。如果诗人自己缺乏工人阶级先进思想，而残留着非工人阶级思想，那末他怎样去鼓舞和教育人民呢？也许由于一种勉强的政治责任感，也许为了不纯洁的目的而写作，那么他就只能求助于一张名词和形容词的单子，其中列满了表现工人阶级思想、感情、道德、品质的字眼，以及虽然正确却并未化为他自己血肉的政治术语，而自己的工作便是把它们搭配排列起来而成为一首——什么呢？一首标语口号式的，或公式化的诗。在这首诗里，作者千方百计地掩盖了自己的实在的精神状态，而用美丽的字眼把作品披挂起来。由于这些字句并不是真正来自他自己的生活和战斗，由于他自己也缺乏信心，其结果必然缺少真实感，不诚实，也就决不能感动别人了。
这种创作态度，这种精神状态，是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态度和思想立场，没有丝毫相同之处的，也是违反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给文艺工作者的指示的。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改变我们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思想感情，要“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要和“人民群众完全结合”，“打成一片”，要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并警惕所有的革命工作者不要“站在”革命群众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而要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去实践，永远是我们工作的方向。我们必须这样实践，才有希望获得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对生活对政治的敏锐的感应力和清楚的判断力，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来迅速反映时代生活的面貌，传布先进的思想感情，引导人民奋勇前进。
对马雅可夫斯基和革命的完全结合，过去我们的认识是不足的，我们没有正确认识他所经历的创作的发展的阶段，在我们脑子里总存在着一个具有怪癖的诗人的印象，他怎样在早期和未来派们搞在一起，穿着黄上衣……我们不知道他怎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党的教育下，在革命锻炼中，怎样克服了早期的不成熟的思想，怎样最后达到了能够在自己作品中体现党的思想的革命文学家的峰顶。
马雅可夫斯基和群众的亲密的日常的联系也说明了他和革命的熔合一致的关系。他经常为报纸、刊物工作。在莫斯科他的纪念馆中，至今还保存着他的“共青真理报”记者证。在内战时他的“罗斯塔之窗”的工作是有名的。他经常在国内和国外旅行，和群众见面。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年这四年当中，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在路上过的。他到处向工人、农民和兵士朗诵。有时每天朗诵或是演讲几次。他自称要继承已经中断的古代行吟诗人的传统。在一篇文章里他说：“我不知道，过去任何一个诗人有没有过这种同读者群众的联系？”他的确有充分的权利这样讲。在朗诵和报告会的广告上，他还时常加上“谈话”这节目，当场解答听众的问题并和他们争论。
马雅可夫斯基规定诗人的职责是“人民的领导者和人民的仆人”，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中国诗人要以他为榜样，学习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加里宁曾经赞美他是“为苏维埃人民服务的卓越的典范”。我们学习他，也就是实行毛泽东同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指示。我们不能有任何时刻模糊了诗歌的革命目的性。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为党工作吧！不嫌厌即使所谓低微的工作，运用诗歌的工具来为人民服务吧！我们知道，诗人曾经为前线需要收集御寒衣服而写诗，也曾经为国家贸易机关的产品推销包括香烟在内而写诗。苏维埃国家所需要的，也变成了他个人所愿望的。
正因为他和革命有血肉的联系，他对帝国主义者、对革命的敌人和一切损害革命的利益的现象，经常展开着激烈的斗争。他在诗中这样说，“阶级的仇敌也就是我的仇敌”。他的锋利无比的政治讽刺诗像“开会迷”等，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新鲜而有力的。
我们要以马雅可夫斯基为榜样，学习他的讽刺的才能，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官僚主义，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现象作无情的斗争。
马雅可夫斯基写道：“作家现在必须进行的主要工作、主要斗争……是提高质量的共同斗争。”努力提高诗歌艺术的质量，也是今天我们的重要任务，我们严格地要求自己，而不是粗制滥造，像他所说的“像开采镭一样”，创作每一行诗。过去我们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的形式是有不正确的认识的，我们曾以为他写的是“分行的散文”，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助长了我们对诗歌的规律性的特点的忽视，甚至提倡散文化。现在我们知道马雅可夫斯基虽则在诗歌艺术上有他的新的创造，但决不如过去我们所误解的那样：他“毁弃”了俄罗斯的一切诗歌规律，正相反，他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民族诗歌传统的承继者。他能够背诵过去诗人的数千行诗，能背出“欧根尼·奥尼金”。只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这个传统，创造了最适合于表现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的形式。他在韵律方面是很讲究的，他反对没有韵律，他曾经有一次为几个字的押韵而打了六十次草稿。他在韵律方面有他的革新和独创，这也是我们所应该研究的。
马雅可夫斯基在“怎样写诗”一文中，提到他对韵律的重视：“假使不协韵，诗句便要零落散乱……韵律把我们送回到前一行，逼使我们记起它，使形成一个观念的所有的诗行保持在一起。”
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质的提高，一方面也要强调量的增加。马雅可夫斯基说：“诗人的劳动日不是八小时，而是十六小时，十八小时。诗人对国家负有巨大的工作任务。”诗人短短的一生共写了十几卷诗文集，用他的话说，他的“笔是不断地每日每时工作的。”但这决不是草率地滥写。他的经验是每天只能写八行到十行，这又是何等的谨严！
我们所要学习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些。这个学习当然决不能理解为形式上的模仿。脱离中国的实际，不首先去熟悉、研究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不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那还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像马雅可夫斯基承继俄罗斯古典诗歌传统、果戈里和谢德林的传统一样，重视并学习自己民族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中国有着值得自豪的辉煌的悠久的诗歌史，我们有丰富的活在人民口头的民间歌谣，中国新诗人不是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者，而是屈原杜甫的不朽传统、五四以来革命诗歌传统和民间歌谣传统的合法承继者。
我们同时也要向世界古典现实主义诗歌和现代的革命诗歌学习，更迫切需要的是向苏联学习，向马雅可夫斯基学习。我们要改进和加强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