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
李喜所
世界意识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条件。欧洲人出于开拓市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及传播宗教的“狂热”，早在１５世纪就研究世界，四出探险，逐步开创了欧洲影响全球的近代世界新格局。
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缺少生机与竞争机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中国人的视野，影响了中华民族世界意识的形成。中国古代虽然有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缺乏寻求市场、参与世界贸易的持久的动力，并未导致中国人走向世界。直至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为了反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先进的中国人才从自卫的角度出发，被动地去探求世界，研讨新知，向中国民众介绍世界，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本世纪初年，中华民族涌现出孙中山这样能够立足世界去观察东方和西方的伟人，他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打开了一代中国人探讨世界和中国的新思路。回顾近代中国人世界意识形成的曲折过程，将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巨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世界
古代的中国人，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充满了对世界的幻想和憧憬，出现过各种离奇古怪的神话传说，但并没有科学的了解。１５８４年，广东肇庆刻印了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从此中国有了第一张世界地图。１６２３年又出版了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该书迎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以《周礼·夏官》所记“职方氏”主管地图的习惯来命名，很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通过这本讲世界地理的书，中国人开始有了五大洲、三大洋的概念，欧罗巴、亚细亚、阿美利加、大西洋等名词逐步传播开来，一些有识之士也尽其所能地介绍世界地理知识和西方的科技文化，哥伦布、《几何原本》已为少数中国士大夫所熟知。但是，明清之际中国封闭的政治结构和经济模式，对外部世界并无多大需求，多数官僚士大夫夜郎自大的文化心理又对西洋文化极为排斥。守旧文人杨光先甚至提出宁可使中国人不知道西方世界，也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这种状况阻碍了世界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历史又缓慢地推移了２００多年后，当认识世界已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才重新研究西方。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巨痛，出现了一股研究世界和边疆史地的热潮。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为了反抗英国侵略，他几乎日日“刺探西事”。他组织了一批了解西方、外语较好的华侨青年翻译传教士的报刊，搜集西方各国的资料。他提审战俘，和传教士交朋友，千方百计探讨英国的内政和外交。他还从传教士伯驾那里得到了一台地球仪。在被发配新疆的途中，他将搜集到的有关世界地理的资料送给了好友魏源，劝他写一部讲世界的史地书。１８４２年，经过多年刻苦努力，魏源出版了他的《海国图志》。这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启蒙读本，而且对日本人走向世界也发挥了作用。１８４８年，徐继畬刊印了他的《瀛环志略》，进一步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精神食粮。在此前后，一些讲欧美情况的生动有趣的图书如《海录》、《西海纪游草》、《海岛夷志》等陆续印行。洪秀全在鸦片战争后对西方的探讨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他看到了中国以外的外部世界，太平天国对待西方各国就较清廷开放得多。至于１８４７年容闳的赴美留学，则开创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新途径。
总之，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虽然是有限的，并带有猎奇性，但毕竟呼吸到了一点儿新鲜空气。其意义在于：一、通过研究世界，个别敏锐的思想家如魏源等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为近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改革思路以及深受林则徐、魏源影响的冯桂芬在鸦片战争后提出的“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对中国思想界以极大震动。和魏源齐名的龚自珍由于在１８４１年早逝，很少了解西方世界，他的改革方案就只能在旧式的框架中打转转，并无新意。可见，了解世界和不了解世界大不一样。二、通过世界知识的传播和鸦片战争后“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马克思语），基层社会主要是东南沿海及一些大城市，“洋”的观念慢慢形成，不少人用“洋”来描述神州之外的西方世界，什么“洋人”、“洋货”、“办洋务”等广泛流传。这些通俗的言词标志着中国人对世界的关注，广大中国民众认识世界是从“洋”字开始的。
一批改良思想家的产生，为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尚属萌发期，那么，洋务运动时期则步入扩展期了。由于办洋务和西方世界发生了较多的经济联系，办外交、派留学生、建洋学堂、译书等又与世界各国有了政治和文化交往，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采取多种方式去了解西方。了解世界首先需要语言交流。冲破守旧派的重重阻力，１８６２年在北京设立了中国第一所外语学堂——同文馆，后来又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外语学堂。不少洋务官僚对外语很重视，曾国藩、李鸿章等都严令自己的子女苦学外语。曾的儿子曾纪泽年近４０还学英文，后来竟大致过关，能和外人交谈。翰林出身的吴子登用中文注音攻读英文，口虽不能讲，但可阅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建立时曾专设翻译馆，广收外语人才。光绪皇帝对外语亦有兴趣，同文馆毕业生张德彝专教其英语。他也梦想出国观光，可惜遭慈禧太后的反对终未成行。自１８６６年斌椿率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后，陆续有一些访问团走向欧美，清廷的龙旗开始飘扬在西方世界。１８７６年郭嵩焘出任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外交公使后，外交使节不断步出国门。这些外交使团对中国人认识世界以及给清廷官员“洗脑筋”大有好处。那位陪同郭嵩焘做驻英副使的刘锡鸿，顽固守旧，但当他了解了世界的走向之后，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张对外开放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可见，随着人们世界意识的扩大，新观念就会清洗旧脑筋。这种思想更新，点燃了中国变革的希望之火。
洋务运动时期人们世界意识增强的最重要成果是产生了一批能够从中西文化对比中研究中国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有新颖见解的改革方案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作为洋务派重要理论家的薛福成，不仅呼吁清廷对外开放，声言“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而且批评洋务运动单纯学西方技术而不进行内政变革，主张推行“君主立宪”的建国方案。那位因上书太平天国而出逃香港、后又作为访问学者漫游欧洲三载的王韬，既苦钻西方文化，又协助外人译“四书五经”，向世界传播中国经典。他主编《循环日报》，介绍世界知识，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是一位“曾经沧海”、“放眼全球”的新型思想家。由实业家成长为著名思想家的郑观应，注重世界大势和市场竞争，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和弘扬中国传统。他的《盛世危言》，批评时政切中要害，介绍西学恰如其分，能够从中国历史变迁的“纵”的方面和东西比较的“横”的方面去提出问题，集中代表了这批改良主义思想家对世界和中国的新思考。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何启的《新政论议》、陈虬的《治平通议》、陈炽的《庸书》等，都善于从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从中国的实际提出改革方案。他们的新思想来源于睁眼看世界和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其为后来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２０世纪初，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已基本形成
１９世纪２０世纪之交的２０年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也丰富多彩了。戊戌变法来了一次思想解放，１９０１年后的“新政”在客观上引发了资本主义新经济的大发展，１９０５年前后留学潮的突起和新学堂的广泛建立，孙中山借世界潮流来推进中国的进步则启发了一代青年。很多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已注意到了世界的动向。康有为劝光绪皇帝“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梁启超要借世界学术文化“陶铸国人之精神，冶炼国人之灵魂”；陈天华“话说天下大势”首先从欧洲讲起；邹容著《革命军》评述了世界革命的进程。即使一些新建的学堂，也习惯于挂一张世界地图或购一台地球仪。湖南长沙一青年学生看了地球仪后，写下一首打油诗：“若把地球来端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在中央谁四方？”这一青年讲中国不在“中央”，表明了世界地理知识已开阔了青年学生的视野。概括地讲，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在这时已基本形成，并注入了特定的内涵：
１．注重研究世界潮流。２０世纪初年的思想文化界，世界潮流是其“热门”话题。翻开那时的报章杂志或各类新书，谈世界走向的占相当比重。就思想流派而言，当时世界流行的派别几乎都有所涉及，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重商主义等，很多人都作了评介。有人甚至预言２０世纪将是社会主义走向全球的黄金时期。思想敏锐的中国人这时已在如饥似渴地捕捉世界潮流。
２．寻求中国在世界的位置。通过世界潮流的研究，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找到了中国在世界的特定生长点。他们形象地称中国为地球上的“睡狮”，要勒斥它，唤醒它，并寻找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良方。试一看孙中山的演讲和梁启超的宏论，他们总是立足世界，评论中国，他们已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以中国为本体的思维方式，而是从世界看中国。
３．初步具有了世界大市场的观念。孙中山等人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已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从本质上是争夺市场，世界各国的竞争是围绕市场而展开的。在世界连为一体的时代，没有市场竞争力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
４．呼吁参与世界竞争。２０世纪初的多数中国人把世界看为一个“竞争场”，并认定中国则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第一晋话报》的一首顺口溜讲：“如今世界非从前，全赖人为不赖天，生存竞争似烈火，优胜劣败理如山。”从严复所译《天演论》的“物竞天择”的原理出发，先进的中国人已意识到中国必须参与世界竞争，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一个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是由其参与的程度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