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文献工作的奠基人——深切怀念胡乔木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党的文献工作的奠基人
——深切怀念胡乔木同志
李琦逄先知金冲及潘荣庭
胡乔木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了整整２５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又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中央领导人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支笔”。乔木同志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在我党历史上确实是不可多得的。
几十年来，乔木同志一直坚持在党的重要岗位上担负着极为繁重的任务，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他的文才是党内外都闻名的。可是，由他自己署名发表的文章却很少见。现在人们已逐渐获知，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稿，中央报刊的重要社论和编辑部文章，有许多出自乔木同志的手笔。他虽然不是处在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决策者，但是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常常是通过他那缜密而优美的文字，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的。著名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他都是主要的参与起草者之一。在起草这些重要文件时，他始终抱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呕心沥血，反复推敲，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党的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留下的直接记录，是历史的最好见证。它真实地反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推进革命和建设中所作的思考、探索和决策。不论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民族的珍贵的精神财富。乔木同志在长达半个世纪内一直参与党的文献的编辑研究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先后兼任中共中央毛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推动党的文献事业上一个新的台阶。乔木同志对党的文献工作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当之无愧地堪称是党的文献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胡乔木同志１９３７年到延安。１９４１年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不久就参与《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的编辑。这项工作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他作主要助手。编这几部书是为了整风的需要，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乔木同志回忆说，开始是编《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后来毛主席觉得《六大以来》编得还不理想，又编了一部篇幅大为减少而更鲜明地反映党内两种不同主张的《两条路线》。系统地阅读这些文献，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些岁月里走过的艰难历程；而且可以根据实践的检验，经过比较和研究，辨明哪些主张是正确的，哪些主张是错误的。在延安整风中，党的高级干部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党的历史文献，分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于是才有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的产生，才有七大团结胜利大会的召开。
建国以后，乔木同志工作十分繁忙。他参与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例如建国前夕的《共同纲领》、１９５４年的《宪法》、党的八大文件等；以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写出了一批影响巨大的文章，包括《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等；还在１９５１年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成为建国后第一本重要的党史教材。他在这一时期的最大贡献还是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纂。他负责《毛选》一至四卷的文字以至标点符号的校订，并且是第四卷的主要编者，这一卷中许多有着重要思想内容的题解和注释都是他写的。乔木同志为编辑《毛选》付出了大量心血，选集上虽然没有留下编者的名字，但他为此付出的劳动已渗透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并将永传后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和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过程中，乔木同志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三中全会《公报》以及许多重要文件都曾经过乔木同志之手。１９７９年１月他在中宣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讲话，尖锐地指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抓四化建设的“左”的错误。这是我们党在思想理论方面进行拨乱反正，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的一篇力作。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１年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整个起草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和领导，起草小组由乔木同志主要负责。同１９４５年的历史决议一样，这个决议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政治是非，统一全党思想，去夺取新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全会以后，在乔木同志主持下，党的文献工作有了大的突破，在继续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同时，编辑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集，并且先后着手编写出版他们的年谱和传记。为了借鉴历史经验，推动中共党史的研究，乔木同志批准编辑并公开出版建国以前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共十八卷，近千万字），并把重点放在编辑出版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新时期形成的当代文献系列集，包括《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
这一时期乔木同志花费精力最多的是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最重要的著作集，从文稿的选择和整理到注释的撰写，都经过乔木同志精心斟酌，最后送小平同志亲自审定。邓小平著作的问世，对我国开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胜利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起了并且继续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些著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代表。
党的十三大后，乔木同志退居二线，以更多的时间来指导文献工作，特别是领导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修订工作。《毛选》的修订工作，从修订方针到具体的修订意见，都是在乔木同志的具体而周全的指导下确定的。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只要有问题去请示他，不论在他的住所，或在他进行治疗的医院里，都随时接见我们，给我们以明确而详尽的解答。他还亲自主持、精心编辑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编本，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是迄今为止，毛泽东诗词集的一个最有权威性的版本。乔木同志说，毛主席很看重他的诗词，他的诗稿有专人保管，偶尔想起就作些修改，或者加以重抄。乔木同志认为毛主席好的诗词比他的有些文章更有生命力，更易留传后世。他在患病期间，还提出要编辑多卷本的《毛泽东文集》，对文集的编辑设计作了反复比较，拟定了一个方案。乔木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称毛主席是他的引路人。他说：“如果不编出这部文集，我对不起毛主席。”在他的提议下，经中央批准，这部重要文献的编辑出版已被列为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项目。
乔木同志是一位大学问家。他一生工作成果累累，著作熠熠生辉。他所以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就，除了天赋的条件，更多地还是靠实践和勤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坚持联系实际钻研理论，勤于读书，善于思考。他读书之多、知识面之广，是少见的。“学富五车”，对他来说，绝不是过誉。从文献编辑整理工作来说，在乔木同志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十分重视理论，并有很高的理论素养。他说过，编辑整理文稿要在理论上站得住。他对文献研究室的同志第一个期望，就是要提高理论水平。二是熟悉党史。他除了有机会能经常接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参加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为党中央起草重要文件，了解党对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以外，还熟读古今中外的史籍，以史为鉴。三是知识渊博。他对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文学等多方面的知识，都广泛吸收，蕴积丰厚。他引用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之类的故事来作注释，可以做到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四是文字功夫深。他的文章，出手不凡，思想内容深邃，表达技巧高超，用字遣句讲究，文字清丽隽永。经他修改的文章，往往改动数字，立即增色。凡是在他领导下做文字工作的同志对此都深有同感。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这篇著名讲话，就是在小平同志主持下，由乔木最后整理成稿，获得毛泽东认可的。五是学风严谨。乔木同志无论是搞编辑工作还是写作，都思考得很仔细周密，要求十分严格。
党的文献工作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科学性。这项工作长期以来是在乔木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建立发展起来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作为直属党中央的一个专门从事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的机构，更是在乔木同志直接的具体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他既管大政方针，又通过日常的大量的审稿工作，对我们进行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凡带原则性的问题，他都要求我们请示中央批准或作出决定后严格执行。他对我们的工作经常给以鼓励，有时也有批评。他的批评往往是尖锐的，但完全是从爱护出发，耐心说理，使你心服口服。他回答你的问题时，不但说明是什么，而且说明为什么，总要讲出一篇道理。即使在他生病期间，精力不济的时候，大体也还是如此。乔木同志在学术上能够做到平等待人。在他面前，你可以提出疑问和自己的看法，他便同你一起研究讨论，以理服人。乔木同志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但对一些比较专门的问题，他从不轻下判断，总是叮嘱我们向有关的专家请教。我们每同他谈一次话，总会有收获、得到启示。他的谈话有一种智慧的力量和逻辑的力量。
乔木同志在对党的文献工作的领导中，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从不墨守成规，表现了开拓创新的精神。他经常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设想和任务，在重大问题上反映出他的远见卓识。下面举几个例子。
关于改革注释工作。对老一辈革命家著作的注释工作，起始于《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应当说，《毛选》第一版的注释，从总体上说是好的，为后来注释老一辈革命家选集提供了重要经验。但是也有缺点，主要是在注文中夹杂一些不应有的评论和政治性的断语。由于《毛选》的权威性，后来的注释工作大体沿用这个体例，无人敢于突破。首先突破这个体例、倡导改革注释工作的就是乔木同志。他早在１９８４年就指出：“最近几年，我修改了一些文集的注释，感到起草注释的同志都有一种通病，就是议论多、断语多，好像法官作判决一样。这个毛病，可能受《毛选》注释的影响。陈伯达搞《毛选》注释时就爱下断语。后来康生又说这些注释都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这样一来，凡是《毛选》注释上写了的，好像就成了‘句句是真理’，再不能改了。也就是说，注释上说这个人不好，他就很难翻身了。实际上人是变化的，鲁迅当时批评过的人，后来有不少都是很好的同志。”怎样改革呢？乔木同志认为：“写注释主要是对一些人和事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切忌发议论、下断语。”这是党的文献工作的一项重要革新。乔木同志倡导的这一新的作注体例，不仅文献研究室照着做了，其他的有关单位和部门也愈来愈多地这样做了。
为编辑工作立“法”。１９８８年６月，乔木同志要求文献研究室对文献编辑工作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一一进行研究，向中央写出专题报告，请中央作决定。根据乔木同志的意见，我们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党的文献编辑工作中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处理意见。这个报告经乔木同志审改后，得到中央的批准。这等于对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立了“法”，使我们有所遵循。
强调文献工作要对读者负责。乔木同志在领导文献工作中，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为读者服务，对读者负责，处处为读者着想。例如，在修订《毛选》时，乔木同志提出，应在每卷卷末附一个正文校订表。他说，我们的修订工作要对读者负责，没有这个表，读者不易弄清第二版在哪些地方作了改动，有了这个表，正文改了什么，就一目了然，同时也可以接受读者的检查。乔木同志出于高度的责任心，对编辑领导人文集的工作兢兢业业。一部书稿或者一篇文稿送到他那里，他只要一上手，就不停地思考：大到篇目的选择，重要理论观点的提法，小到一个史实的考证，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用法。一想到有什么问题，随时就告诉文献研究室。有一年他在上海休养，一次电话就打了两个小时，对《刘少奇选集》的注释送审稿提了几十条意见。
出精制品。我们在文献编辑工作中，一贯坚持精选精编的原则。乔木同志在这方面一向严格把关，一丝不苟。他在选稿时，常常反复斟酌。１９８６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原来曾考虑从《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选入“又红又专”和“不断革命”两条。乔木同志审阅后提出，在这本《选读》中只选入“又红又专”一条。在文稿整理上，他的要求是很高的。１９８２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４０周年，曾考虑整理发表毛泽东同志１９３８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讲话。我们进行整理时，对讲话记录稿中的一句话没有查清出处，这句话是：“徐志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报乔木同志审阅后，他特别提出要查明此句的出处，他怀疑“银针”是“银铃”之误。经查询，我们从鲁迅《华盖集续编》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果然发现有“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句话。而这句话是鲁迅转述徐志摩的话时说的。这样，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明了记录稿上的一个讹误。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乔木同志对编辑工作要求之严格，和他博闻强记，知识之渊博。从类似的许许多多的事例中使我们深深感到，做好党的文献工作是学无止境的，只有像乔木同志要求的那样锲而不舍地去努力，才能拿出真正的精品。乔木同志十分重视整理文稿中涉及的事实、数字、引文、用语的准确，语法逻辑的严密，标点符号的规范。这些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乔木同志所以这样严格要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工作中要精益求精，提高文献编辑工作的质量，创造第一流的产品。
培养干部。出成果，出人才，是乔木同志一贯注意的工作方针。１９８４年，他在一次谈话中深有感触地说：“做编辑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要注意训练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当他看到同志们工作努力，做出成绩，就及时给予鼓励。例如《周恩来传（１８９８—１９４９）》、《邓小平文选》等出版后，他对编辑工作较为满意，当即予以肯定。１９８６年他表扬过一位参加《毛泽东诗词选》编辑工作的同志，称赞说：“对注释稿作了如此认真详细的核对补充，用力之勤，甚可感佩。”乔木同志十分关心爱护干部。１９９１年８月，他找文献研究室负责人谈话，专门提到：“你们的任务很重，但过分紧张不是长远之计，不利于干部提高，一定要有时间学习，不仅要学，还要思考，才能提高工作水平。”这次谈话离他逝世只有一年时间。这是他对培养和提高干部发自肺腑的关怀。
乔木同志一生的光辉业绩不是这篇短文能够概括的。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党、对中国人民的事业立下的功劳，人们将永志不忘。６月１日是他的生日，我们写下这些事实，借以表达对他的思念之情。乔木同志虽已离开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多年的谆谆教导我们将牢记心间。他的高尚品格和留下的思想理论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