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西藏革命和建设上的伟大实践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毛泽东在西藏革命和建设上的伟大实践
阴法唐
当前，民族问题几乎成了全球性的敏感问题。由于国际战略格局急剧变化，民族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纠纷愈演愈烈，使得世界上许多政治家苦苦思索而难以伸展手脚。值此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的英明决策和伟大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西藏地域辽阔，社会发展落后，民族宗教问题突出，又有较深的民族隔阂和内部纠纷，“是一个斗争最复杂、最尖锐的地方”。毛泽东对西藏问题提出的重大方针、政策有十数个之多，人们比较熟悉的有“和平解放西藏”，“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慎重稳进”，上层统战工作首先以达赖集团工作为主，“六年不改”，“边平叛边改革”，“对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稳定发展个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等等。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底，毛泽东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并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明确指出，“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
毛泽东不仅确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还亲自过问进军西藏的口号、西藏代表来谈判的地点与西藏谈判的条件等具体事项。当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怂恿支持下阻挡我军和平进军，拒绝和谈，并害死斡旋和谈的格达活佛，我军不得不发起昌都战役时，他仍提出“争取西藏政治变化”，“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终于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从此，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各民族团结友爱的祖国大家庭怀抱。十七条协议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造，除坚持了国家主权的原则外，还规定西藏内部制度不予变更。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个较长时间内保留了一大块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近乎“一国两制”的模式。
毛泽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的另一个创造是坚持和平改革。虽然社会制度的改革是必然趋势，十七条协议也作了肯定，但规定“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直到１９５９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我们进行边平叛、边改革时，毛泽东仍然确定对未叛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他指出：“对那些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由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保证他们在改革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把在内地对资本家实行赎买的政策用于西藏的农奴主，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加上政治安排等，对西藏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特殊照顾比对内地资本家还要优厚。在群众运动中，对爱国人士也是保护过关。这样，就把打击的目标缩小到最低限度，达到了既消灭剥削阶级、又团结绝大多数人的目的，对保证西藏的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都有重大作用和良好效果。
毛泽东始终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当成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他要求进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严格执行十七条协议，以实际行动“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并指出，“不能只说汉人帮少数民族的忙，少数民族同样是帮汉人忙的。”他还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加强监督，进藏人员如果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有批评和向上反映的权利。他还坦诚地表示，共产党是帮助西藏的，否则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这都说明毛泽东坚持党的宗旨，尊重西藏民族和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的诚意。
根据当时西藏的实际情况，加强团结首先要加强对上层的团结。这是在西藏加强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指示，开展群众工作和其他工作，要首先搞好上层统战工作，通过上层接近下层。上层统一战线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团结达赖集团，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集团。毛泽东总是亲自接见西藏来京的致敬团、参观团、观礼团，予以诲人不倦的谆谆教导。中央人民政府对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不但没有变更，还给他们安排了国家领导职务。毛泽东对他们极其关心、爱护和尊重，几次接见他们，与他们进行长时间谈话。１９５５年，达赖喇嘛准备从北京返藏，向毛泽东告辞时，毛泽东亲自赶往达赖下榻的宾馆送行，使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感动得不知所措，当即说：“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使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毛泽东不仅把他们当作西藏地方的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还热情诚恳地把他们当成好朋友，拿一些通俗易懂甚至涉及宗教的故事去启迪他们。讲释迦牟尼不做王子而去出家的故事不下５次。不仅谈到民族改革的总方向，而且谈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改革设想，指出西藏不改革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人口也不能繁衍的弊端，但又向他们提出不要急。达赖、班禅在藏期间，毛泽东也多次与他们书信往来，直到达赖背信弃义走上叛国道路前，毛泽东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
毛泽东还十分关注西藏的经济发展。西藏解放初，国家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修通了川藏、青藏两大公路和当雄机场，建成一些中小型厂矿和电站，开展了内外贸易等，既保证了军供，又兼顾了民需，因而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接着，又在“稳定发展”方针指导下，大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开展经济建设。
毛泽东对宗教问题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态度，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强调：“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认真贯彻宗教政策，对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都有重要作用。西藏平叛改革时，虽然处理了寺庙的叛乱、封建剥削与特权，禁止利用宗教进行反动活动，但对正常的宗教活动一直是保护的。这个政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破坏，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续执行。通过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恢复，群众是满意的。
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国情确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十七条协议作了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同时为了保证协议的执行，还规定设立军政委员会。但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害怕，毛泽东决定推迟成立军政委员会，后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不再成立军政委员会，而直接筹备成立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毛泽东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西藏人民在全国各民族支援、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参加支持下，艰苦奋斗１６年的丰硕成果，是西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的良好开端。从此，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得以阔步前进。
毛泽东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常常以历史的大手笔，大刀阔斧地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然而，在西藏问题上他慎之又慎，正如他表示的“我对西藏的事情非常谨慎”。许多事情宁可不做，也不强求，只要不是根本问题，都可让步，能妥协的尽量妥协。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西藏工作“慎重稳进”的著名方针。１９５２年还提出过极端谨慎，稳步前进。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后，又提出了“稳定发展”的方针。指出，西藏“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地区”，从本身的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到与祖国关系及帝国主义影响，都有很大的特殊性，而且这些又都和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西藏工作一旦发生偏差，不但历史遗留的问题解决不了，还会造成新的隔阂，给国外敌对势力以挑拨离间的口实，增加西藏革命和建设的难度。因此，他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毛泽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５０年代，对西藏问题事必躬亲，后来才逐渐把西藏一些事务交由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处理。他对西藏工作的要求极严，发现不当之处，立即纠正。如１９５２年４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的复电中规定“我方与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凡关于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对西藏工委创办拉萨小学、成立农牧部只报西南局而未向中央报告，给予批评。他严肃指出：“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样看待。”还指出：“你们和西藏人相关的各项工作，每项均须事前报告中央，经过批准，然后执行。”毛泽东把处理西藏问题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和规定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保证了西藏工作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１９５６年，我们对形势估计不当，过早地进行改革前的准备工作，但因条件不成熟，毛泽东决定立即刹车，确定了至少“六年不改”的方针。主观上想快，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实行改革，还要收缩，机构精简，进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大批内调，结果反而慢了。反之，慢一些，稳一些，甚至做必要的退让，结果是快了。“六年不改”本是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让步，他们却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企图达到永远不改的目的，终于在１９５９年３月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毛泽东预料的西藏劳动人民翻身的时间提前来到了。群众和爱国进步上层人士对比共产党和上层反动集团，看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的行动，看了八年，悟清了道理，一说平叛，很快站到了我党方面，孤立了叛乱分子。驻藏人民解放军被迫和西藏人民一起，坚决迅速地平息了叛乱。同时，遵照“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进行了民主改革。所以稳和慢带来了快。虽然西藏情况特殊，但是平叛和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一个反动、黑暗、残酷、野蛮的封建农权制的西藏，一跃成为人民民主的新西藏，人民当家做了主人。１９６０年平叛改革基本完成后，我们急于搞合作社，并搞了一些试点。毛泽东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指出，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生产资料从农奴主所有制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随后，由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的中央会议下达的文件指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贯彻这一指示的结果，尽管也出现过某些失误，但总的形势很好，西藏从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５年被人们称为第一个黄金时代。
历史作证，雪域作证。西藏高原跨世纪的巨变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连。当勤劳、勇敢、朴实、智慧的西藏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从容地走向２１世纪时，巍巍的喜马拉雅山，滔滔的雅鲁藏布江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不朽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