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难关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商丘地区抓住流通体制这一制约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环节，大胆地试，大胆地改，经过两年探索，终于——
突破难关
本报记者李而亮
河南省商丘地区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典型内陆农区。为探索落后农区如何加快经济发展的新路子，１９９０年底，河南省委、省政府将其确定为“深化农村改革，全面发展商品经济试验区”。１９９２年底，国务院又批准商丘地区为“全国农村流通体制改革试验区”。这两项“殊荣”，并不含多少“优惠政策”，赋予的仅仅是可以大胆改，大胆试的权力。就凭着这一“尚方宝剑”，商丘地区放开手脚，抓住制约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流通体制，加大改革力度。经过两年的探索，终于在农村从传统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化的难关处，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
作难源自“主渠道”
买难卖难，无不是令农村干部群众最头疼的问题。当商丘地区的改革试验决心从制约经济发展的流通环节开刀的时候，首先就得探寻，导致买难卖难之源到底在何处？
“啥能赚钱就种啥，市场需要啥就生产啥。”这是种植计划放开之后，政府教给农民走向市场最简便的办法。但是，在实际中这一招并不能阻挡农副产品卖难的出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决定种啥，却没有能力做到种啥就能卖出啥。当广大农民守着堆积如山的产品难以卖掉时，一股怨气首先冲向政府的收购部门。这种现象说明，由于国合商业长期垄断经营，农民依然把他们作为自己所依赖的“主渠道”。
可正是这些与农村、农业、农民关系极为密切的流通组织，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已经变得无暇顾及农民的利益。他们在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到许多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束缚，许多企业到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据商丘有关部门调查，到１９９０年，全区粮食系统累计亏损挂帐高达９６８１万元，供销系统沉重的历史包袱和亏损挂帐超过２亿元，商业系统亏损年年递增，当年的亏赔额就达１２２６万元。为了生存，有的企业不仅不为农服务，反而向农民转嫁困难：供应生产资料中抬级抬价，短斤少两，甚至倾销质次商品；收购中或者压级压价，或者动辄拒收。此类现象屡禁不绝，引起农民极大不满。“主渠道”变成了“阻渠道”。
商丘地区决策者认为：农村流通渠道不畅的主要障碍正在“主渠道”里。尽管目前国合商贸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逐渐打破，但在广阔农村里，要取而代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要突破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难关，突破口也就在“主渠道”上。
从“就锅下米”到“租壳卖瓤”
与农村流通相关的“主渠道”，主要是商业、粮食、供销、外贸、物资这五大“官商”组织。在如何对他们施行“手术”时，商丘地区领导层里曾产生两种意见。一种是快刀斩乱麻，让这些企业垮掉，“另起炉灶”；一种是“就锅下米”，通过改革，加快这些企业的机制转换，使其在服务农民中活起来。经过权衡，商丘地区选择了后者。行署副专员李海涛对记者说：“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国合流通企业经过几十年发展积累起来的大批经营人才、经营设施和业务渠道，而且可以避免另起炉灶造成的成本过高。”
商丘的“就锅下米”，首先借鉴了重庆国有商业“四放开”的经验，对国合商业企业松绑放权，使其能脱离政府的怀抱走向市场。参照此法，粮食企业实行平价、议价、仓储、多种经营的“四分设”；供销社创建了融流通、投资、实业为一体的“综合商社”，外贸、物资部门也大刀阔斧进行了目标责任制、分配、人事、经营等机制的改革。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后，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改革未触及产权关系，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到位，广大职工对企业的经营仍缺乏内在的积极性和高度的责任感。最关键的是，这项改革没有向农村延伸，没有与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
实践使他们认识到，转换国合流通企业的经营机制，必须抓住产权关系变革这个要害。
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打开了他们的思路。地委、行署在讨论中提出了问题：既然是农村流通体制改革，为何不能推行“大包干”的办法，在商业企业也实行“交够国家的，留够自己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的改革呢？
商丘从去年起，在国合商业中全面推行的“国有民营”，在供销系统推行的“社有民营”，在粮食系统大办“家庭粮店”。这几项改革的核心是实行“两保六自”。“两保”，即保国家税收、保企业提留和利润，“六自”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企业通过“租壳卖瓤”，职工成为若干“家庭商店”、“家庭粮店”的真正主人。
目前，全区“主渠道”实行“国有民营”、“社有民营”的企业已达４５２２个，占零售门店总数的７５％。
从“放鸟出笼”到“逼鸟觅食”
永城县蒋口乡粮管所职工赵尚敏夫妇是“家庭粮店”的第一个领办者。记者在他的粮店看到，两口子既经营粮油、为农民代储粮食，还兼卖饲料、农药、化肥、水桶、扫帚、小百货等。尽管忙得一头大汗，可赵尚敏乐滋滋的。今年头８个月，他的店除了合同上缴的利润，还赢利１．４万元，８个月的收入相当他过去８年的工资。对比前后的感受，赵尚敏形象地比喻为“鸟出笼”。
现在商丘地区这类“家庭粮店”达２５００多个，上万名过去连工资都难保的国营粮店职工被放出“笼”来。
地区副专员张海钦说：“放鸟出笼”是改革的手段，“逼鸟觅食”才是改革的目的。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９０％的地区，就是要逼他们到农村这个大市场中“找食”。
他们对放出的“鸟”作了两个方向的引导。一是向农村延伸。通过“家庭商店”、“家庭粮店”等形式，在农村设立经营服务网点，打破产业、行业、地域间的界线，送货下乡、收货进城。二是向外延伸。大力鼓励流通企业和职工往外开拓市场、设立“窗口”，实行经营多元化，多家办外贸。如今，全地区共设驻外“窗口”２０６个，兴办各类经济实体２５２个，织成了“窗口网络”。
“逼鸟觅食”的改革使长期死气沉沉的“主渠道”重现生机。今年上半年，在历史包袱沉重、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全区县及县以下国有商业扭亏为盈；供销系统比去年同期减亏１０４１万元；粮食企业经营效益位居全省第二；职工平均收入增加７０％以上。
让农民分享流通环节的利润
再造国合流通企业的功能，扩大农村流通领域，并非就算达到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目的。商丘地委书记吉长荣认为：“我们一切改革的总目标，都是为了富裕群众。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给农民开辟进入市场的通道，让农民分享流通、加工环节的利润。”
国合流通企业经营活动向农村的延伸，使农民获得了参与流通的机会。目前全区仅“家庭粮店”、“家庭商店”就已吸收１．６万名农民参与经营。同时，以国合流通组织为依托，在全区建立了棉花、果品、留兰香、蔬菜、食用菌、芦笋、条编等各类专业生产合作社、专业协会１２７个，直接参与其中的农户达１．４万户。睢县商业系统改革前人浮于事，人多成了包袱。实施“国有民营”后，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人手反而紧起来。去年以来，他们不仅招收了１６０个农民工，还从农民中聘请了１５０个推销员。
流通组织与农村的接轨，对农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冲击，吸引农民投入经营活动。商丘市郊叶庄乡农民陈守富家几代种菜，过去年年为卖菜难发愁。去年，他联合６户农民创办了蔬菜综合开发服务公司，专门负责附近蔬菜的外销。现在，他的销售渠道已经覆盖了全国３０多个城市，不到一年时间共外销蔬菜５００多万公斤。时鲜蔬菜在公司周围四个县的１５个乡里，成了多多益善的货源，富了一方菜农。有领导评价说：“一个这样的公司，赛过建一个大市场。”
据统计，在流通体制改革的驱动下，今年上半年全区有５８万农民进入流通领域。他们跑购销、传信息、搞运输，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许多人成了本村致富的带头人。
以流通组织创办的经济实体为龙头，联结千家万户农民形成“公司加农户”的经济联合体，更是让农民获得利润分享的有效形式。目前，商丘地区有国合商业创办，在农村建立货源基地，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经济联合组织１００多个。这些与农民结成紧密利益关系的经济组织，有力促进了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也为大多数没有能力直接参与流通的农户架起了通向市场的桥梁。
商丘地区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收到了“一着好棋，全盘皆活”的效果。改革两年来，全区８县一市在全省１１８个县市中，经济发展综合位次的排列比１９９０年平均向前推进了１５位。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１９９０年提高了２６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