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问题透视之三站在农民的角度想问题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农民负担问题透视之三
站在农民的角度想问题
本报记者何加正
一位有多年农村工作经历的县委书记不无抱怨地说：现在一说农民负担，好像都是农村干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或者作风粗暴、胡作非为所致。农村基层存在不存在这些问题？存在。但也不妨查查，这些不合理负担源头在哪里？
日前，记者在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清理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和项目的会议上获悉，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清理有关文件统计出，农村中涉及中央部门制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基金等项目有９３项，其中：收费７３项，集资１１项，基金２项，其他７项。在９３项中，属摊派、强制性的２３项。另外，在农村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各类达标升级活动有４３项；地方各级自行制定的项目有２６９项；错误的收取和管理方法的还有１０余种。共涉及２５个部门，加上报刊等摊派，几十个部门都不止。
“部门出点子，农民出票子”，这已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根源。一位基层干部说，上级哪个部门都比我们大，都可要我们干这干哪，不听不行，不办不行，哪家也得罪不起。有些部门活动甚至列入基层干部考核指标，与奖惩报酬挂钩，强化了推行手段。安徽某县的乡长与县长签订的１９９２年目标责任书，就明确要求乡长要完成８项达标建设任务。在政府行为的压力下，一些基层干部常常用强制手段，让农民出钱、出物。因此，在处罚一些基层干部的违法行为时，一些部门是否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呢？
农村是个大社会，有社会就有社会机构。办好各种机构和各项事业，是农村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关部门加强自身建设、发展自身事业的愿望并没有错。问题是必须有两个前提：一、加强机构建设、发展各项事业的目的是什么？二、好事能办到什么程度？
一些部门举办各种事业，只不过是部门、小团体的“事业”。有些办成的“事业”在农民头上又狠刮一刀，成为农民身上又一重负担。例如，农产品价格下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本来已让农民吃不消，结果中间又出来许多专门“倒”的机构，倒来倒去，层层剥皮，把生产资料价格倒到农民无法承受的程度。一些部门把办报刊作为生财之道，强行摊派到农民头上；一些乡镇扩充机构，“吃皇粮”的人愈来愈多，过去“八大员”，现在“二十几大员”。
兴办的“机构”和“事业”有没有必要，标准是什么？应该是：受不受农民欢迎，是否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出发点是为农民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还是变着法子在农民身上捞钱，二者大不一样。
一些部门之所以向农民乱伸手，除了群众观念淡薄了，农业基础观念淡薄了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入农村少了，深入基层少了，常常用自己的生活标准衡量农民，错误地估计了农民的富裕程度。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率为４．１％，扣除物价因素仅为０．７％，而农民直接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同期却增长了１１．８％。这些数字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并没有形成直接的感受。一位在北京某部门工作多年的同志，前不久到距北京百把公里的某处农村探望阔别多年的亲戚，脑子里过高的估计立即化为泡影，他感叹道：未想到农民的生活竟那么艰难，和他想象中的差距竟那么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大多数农民毕竟刚刚摆脱贫困，相当多的农村还处于温饱阶段。深入农村，了解农村，对有关部门来说并不是多余的。
党中央、国务院已采取断然措施，下决心减轻农民负担，并要求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率先清理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和项目。这项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务院授权农业部公布了一批要取消的农村达标升级活动。人们相信，只要真正站在农民角度想问题，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一定能切实减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