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中的文化效应——朝阳市根治“贫穷文化心态”的启示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经济转型中的文化效应
——朝阳市根治“贫穷文化心态”的启示
郭国勋杨俊一张书绅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贫穷是最可怕的。而精神贫穷的恶疾就是积淀于人们习惯行为中的“贫穷文化心态”。不根治它，就无法跳出“贫穷——落后”恶性循环的怪圈。在贫困地区，解放思想首先要使人们从“贫困文化心态”中解放出来，经济才能振兴，生产力才能解放。请看下列经济指标的强烈对比：
１９８０年，朝阳工农业总产值２９亿元；财政收入不足１亿元；农村人均收入５２元；全年吃国家返销粮３亿多公斤。
１９９３年，工农业总产值１１３．７亿元；财政收入６．８５亿元；农村人均收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粮食自给有余。
朝阳人脱贫致富的实践，昭示着深刻的“文化——经济”互动跃迁的哲学意义。
　　　　欠发达地区计划经济的文化积淀
朝阳地处辽宁西部贫困山区。其地理经济特征可以概括为“三多三少”：人多耕地少，土地贫瘠；河多水少，十年九旱；山多树少，兔子不拉屎。恶劣的地理环境，形成了朝阳人半封闭的“山地文化意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针对朝阳以“吃饱肚子，穿上裤子，铺上褥子”为目标和以“救济”为杠杆的“扶贫机制”，与朝阳人“山地文化意识”相结合，日益积淀成朝阳人“贫穷文化心态”，形成一系列消极的文化行为：
１．自卑的羞耻感。朝阳百姓外出耻于说自己是朝阳人，干部安心于“三后”，即开会后排坐，发言最后说，坐车最后上。这种心态形成了朝阳人的“苦穷人格”。
２．依赖的恐惧感。长期以来，朝阳人自我生存能力极其微弱，从而铸成朝阳人“等、靠、要”的“哭穷人格”。凡见上级领导，必有“三哭”：哭灾、哭穷、哭救。只要一“哭”，就能得到“扶贫款”。
３．温饱即安的安全感。长期的贫穷和落后，使朝阳人把生活的基准定位在温饱的生存线上，只要灾年不饿死人，就喊“万岁”。这种不思进取的心态，在“脱贫”和“致富”之间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心理“断层”。
朝阳人所特有的“贫穷文化心态”从一个侧面凸现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消极的文化效应：
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扶贫机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积极作用仅仅局限于“赈灾”，对朝阳地区的“发展”而言，只具有“输血”功能，而没有形成“造血”机制，助长了“穷得实惠富吃亏”的心理，造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结果。朝阳人曾在“靠”和“哭”上下过功夫，例如，曾摄制“贫困典型”的录像，感动得省领导直流泪；也曾到中央做过“哭穷报告”，激动的场面自不待言。由“靠”而“要”，自然发展出“等”的心理和行为。“等”的现实结果是“慢”，但“慢”又能得到“扶贫款”。
二、传统计划经济的产品生产行为与朝阳落后的农业经济结构有一种奇妙的结合。它不但没有发展出社会化、高效益的现代农业，反而强化了自然经济的农业结构和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由于产品经济“有计划”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耕作上，整个经济行为终止于种、养、栽的“生产”环节，再加上朝阳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农民既生产不出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更不具备凭交换而消费的能力，结果只能生活在封闭性的“低生产＋低消费”的“短缺经济”的循环之中。在这样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中，如何才能自给自足，实现温饱，则成了朝阳农民终身追求的价值目标。由此而进一步繁衍出“唯农无商”和“固守田园”心理。创造能力和承受风险能力极差，积淀出维持农民低素质的文化环境和知足长乐，得过且过的生活节奏。
　　　　市场经济在“富民升位”中的文化张力
在朝阳人的理解方式中，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既不是一个政治口号，也不是纯粹的经济操作，而是一场从理论到实践的“文化——经济”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它首先要求朝阳人从计划经济的文化积淀中解放出来，形成市场经济的文化张力。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朝阳人的“富民升位战略工程”的帷幕终于拉开了。
针对“贫穷”要强化“富民”观念；面对“落后”，要突出“升位”意识。但朝阳的特色是在“富”和“升”的内涵中增加了“时代标准”和“横比尺度”。富到什么程度？２０００年达到小康标准，这意味着从８０年代初人均仅５２元人民币增长到人均８００美元的收入，不可不谓之“冒”。升到什么位次？本世纪末，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居辽宁１４个市末位的朝阳，要升到前８位，不可不谓之“险”。然而根据朝阳人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来看，这绝非空谈，因为朝阳人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打法”。
首先，朝阳领导集团发动了一场铺天盖地、人人皆知的“破除贫困文化心态，树立富民升位意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积极成果，就是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文化——经济”辩证思维的心态，建构了“穷中寻富，劣中觅优”的新朝阳观。
根据新朝阳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存在着“富民升位”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强调生产力不平衡，又强调各地区不同步发展，有利于朝阳“富民升位”文化意识的建构。一方面，由于允许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和先富起来，使朝阳人认识到，靠政府补贴只能得温饱，而靠自我发展致富才能奔小康。而且，其他地区的快速发展所实现的富裕，使“扶贫款”所带来的心理平衡日益被冲击、被打破，唤醒了朝阳人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心理失衡感与对他人致富的羡慕感相互作用，渐渐诱发出广大农民快速致富的心理期望。因此，尊重群众的这种致富心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扔掉“扶贫款”的“心理包袱”，领导朝阳人走“富民升位”的振兴之路，就成为朝阳干部别无选择的价值取向。
其次，走“富民升位”之路，必须强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辩证思维的张力，从原来被视为劣势中寻找到优势，从不利条件中发现有利条件，从而找到“富民升位”的现实基础。例如，过去山多地少，不利粮食生产的自然环境，现在却令朝阳人策划出了“绿化荒山，大造经济林，实施两杏一枣”的“５２６”工程，即种植山杏，大扁杏，大枣５００万亩，本世纪末可创产值２６亿元。过去曾抱怨朝阳荒山矿藏品种多，贮量小，难以形成国家投资兴建的规模，现在朝阳人看来，它恰好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小规模开发，成为独特的富民资源。过去所看到的十年九旱的恶劣气候，现在却被朝阳人发现它可以转化成优势的气候资源：由于干旱少雨，日照时间长（３６００小时），积温高（２８００度），非常有利于霜期保护性农业的发展，从而建构了朝阳“四季农业”的新格局。现在朝阳人变了，谁再喊“穷”，要遭“白眼”。言必谈“优”，口不离“富”，则成为朝阳人新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