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引出的话题“实录”的故事 [复制链接]

第8版(周末)
专栏：文史英华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引出的话题
“实录”的故事
刘野
案头放着一套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实录”体裁的大型编年史书。与作者们一起经过３载辛苦之后，作为责任编辑，也许有几句话值得一谈。
“实录”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中的一种历史记载形式。所谓“实录”，即是“符合事实的记录”之意，最初见于《汉书》对司马迁《史记》的称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到了唐代初年，著名文臣房玄龄首创了编年体的“实录”史裁，从此，每个新皇帝即位，都要布置史官撰写先帝“实录”，成为定制。但迄今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明、清两代“实录”，各有数千万字之多。与其它史书相比，“实录”的特点是：一、不容更改性。它严格按时间记录事实，即使后朝修“实录”已否定了前朝的政见，也不能更改前朝“实录”中的写法。二、当代人修当代史。“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均是隔代修史，虽然忌讳较少，但资料收集也往往难以全面。三、“实录”比较注重经济。如《清实录》中每年末都记有当年的人口、赋税、田亩、疆域等大量数字。这是同为编年史的“通鉴”史书所缺少的。
古人虽已认识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但鲜有做到者。其原因，抛开立场、方法上的局限不去管他，最主要的，还是不能不顾忌帝王的严威。所以，围绕“实录”，常常演出一些暗中做手脚的小动作。清朝顺治年间修成清太宗《实录》，在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实录》总裁官刚林即被逮治罪，他供认：“纂修之时，遇应增者增，应减者减，删改是实。”当时做了讨好多尔衮的手脚。到乾隆初年，高宗弘历更直言不讳地要求对以前的《实录》大幅度改写，把入关前的清兵暴行和宫闱丑事尽行删改，又把父皇雍正帝残害兄弟的夺位之争也作了改写。如此他还不放心，下令把分藏各阁库的五部《实录》都进行抽换。由此可见，古时“实录”不容更改已是空话。就是在近代，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还以伪满洲国的名义将清光绪《实录》做了一番点窜，抹去了许多甲午战争时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指斥。由此又可见，专制统治者们对历史真相的畏惧。
到今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度过了四十五载春秋。作为献礼的这部《共和国实录》也和读者见面。她的特点，除继承“实录”这一传统文化形式外，还增加了图表资料、照片等现代形式，使内容更为充实。这些都无需赘言，我想谈的，还是“实录”与“实事求是”这个老话题。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编写《共和国实录》的基本原则，这是出版者和编写者的共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但是，涉及到四十余年六百余万字的史实，仍然值得具体斟酌。什么是实事求是？怎样实事求是？有人说，实事求是就是说真话，不说假话。这当然不错，除少数别有用心者外，大多数人都不会赞成说假话。问题在于，什么是真话。人们往往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或史料，难以做出完全符合事实的叙述。这虽然不能算是真话，但一概指为假话也有失偏颇。在《共和国实录》的编写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文化大革命”的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处于“接班人”地位的林彪发出了一个“第一个号令”，内容是为了警惕当时苏联的突然袭击，要求部队立即进入临战状态。现在４０岁以上的人，可能对当时引起的震动还记忆犹新。全国开始大规模备战，大量疏散城市人口。几天后，在北京的一批中央领导人朱德、陈云、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及当时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都被疏散到了外地。刘少奇、陶铸不久即在疏散地含冤去世。林彪于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中自取灭亡后，这个“号令”行动被定为林彪搞武装政变的一次预演。“文革”结束后，疏散领导人又被说成林彪迫害国家领导人的一个阴谋。但是，近两年，一些党史专家经过调查档案和考证史实，认为这个“号令”与疏散领导人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后者是当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出于战备考虑的决定。专家们据此发表了论文，一些史书采取了新的说法，但仍有不少史书仍然沿用旧说。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一位同志在回忆录中使用了前者说法。究竟选择何者，《共和国实录》的编写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类性质的回忆是有权威性的，况且，林彪后来搞武装政变的事实俱在，即使下判断早一点也不算“委屈”他。多数人则认为，根据档案，当事人的回忆是有误的。林彪搞武装政变应该有一个性质演变的过程。把两事是否联系起来，虽然不影响对林彪的历史评价，但却是能否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再度核实档案材料，编写者们决定把两事分作两条写，不联系起来。而且对“号令行动”也不写成“政变预演”，而是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过分反应来处理。
这虽然只是一个小插曲，但由此，大家想到，实事求是，并非如古人修“实录”时不做更改的写法，而是要在不断占有新材料的情况下，不断修改以前的不准确写法，以达到不断接近事实的目的。当然，古人屈从于帝王淫威的篡改不属此例。由此，出版社又决定，今后每隔五年或若干年，继续编写出版新的一卷《共和国实录》，使这项共和国史的系统工程与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同步。同时，要对过去的各卷在掌握新的史料依据情况下进行修订。实事求是，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真理的过程。这也是薄一波同志在看到本书部分清样时，欣然题词“研究共和国历史，促进新时期建设”的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