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涌和他的《在新时期面前》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陈涌和他的《在新时期面前》
程代熙
近日阅读陈涌同志新近面世的《在新时期面前》这本文集。书中的文章，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特别是那些曾经在读书界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章，说得上是耳熟能详了。书中有个别篇文章还是经我的手编发的，这次重新相见，备感亲切。陈涌同志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正气，宛如他的为人，所以，读他的书，总能得到教益和激励。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究竟还灵不灵，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和严肃思考的课题。诚然，要１００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今人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那当然是愚不可及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留下了他们考察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却是伟大的。因为这些观点和方法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依然显示出它那旺盛的生命力。我们知道，常青树是不会枯萎、凋谢的。现在人们把绿色植物同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还用“绿色”来象征生命。马克思主义就如同这样的绿色植物，它时时刻刻都维系着亿万劳动者的命运。
陈涌同志在《思维科学的“突破口”》一文里，谈到了著名老科学家钱学森同志提出的关于思维科学的设想。他说钱老总是“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思想却是极其活跃极有创造精神的”。他十分敬佩钱老身上表现出来的敢于打破常规的胆识。他说，这是需要理论的勇气的。钱老“鄙弃那种不顾现实生活的发展，凡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没有说过便不敢说的庸人习气”。钱学森同志关于思维科学的那些具体的意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是找不到的，从这里讲，他是“离经”的，但他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不仅没有“叛道”，而恰好是坚持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陈涌同志在这里表明，要在理论上有所创造，要想真正解决我们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要想真正使我们的思想获得解放，我们别无选择，还得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陈涌集子里就有一篇专门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这就是我从阅读陈涌同志这本新著里得到的鼓舞之一。
陈涌同志喜欢画。他的藏书中，有不少精美的画册。在他的工作室里，挂在墙上的和书橱边的也是大型的艺术年历。他对我国古代的国画和前人的画论研究有素。他有时就利用他拥有的这方面的学识来阐释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主客关系）这类重大的理论问题。
陈涌同志在比较了元、明、清及一些现代国画大家的艺术见解之后，这样写道：“既然主观是客观的反映，合理的思想、幻想、感情、情绪是客观世界的合理的反映，那么，反映这种合理的思想、幻想、感情、情绪，也是有客观性的。”正是在这里，他把问题提到了理论的高度。他说，“我们决不能离开反映论，但我们也决不能简单、机械、僵死、直观地理解反映论”。应该怎样理解才对呢？陈涌指出，“反映应该理解为一种创造”。他又举八大山人画的画说，他画了一条鱼，没有画水。但令人觉得满纸江海。而潘天寿只画了两条枯枝，两个成熟的荔枝，就令人感到是置身在一座使人神往的荔枝园里。这些艺术大家很善于“在狭小的空间里表现出广阔得多的和他的实际表现对象无法比拟的空间”。这就是创造！它使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通过艺术形象得到了辩证的解决。
陈涌同志是新时期呼唤浪漫主义最有力的一位理论家。他指出，鲁迅诚然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但他也是一位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家。不过，鲁迅的浪漫主义精神还未得到人们足够的估计。什么是鲁迅浪漫主义精神，陈涌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说，应该把鲁迅的浪漫主义看成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一种重要素质，一种通向他全部创作的潜流，一种深藏的成为他的创作动力的内在精神，一种献身人民事业的崇高的理想。在他为《呐喊》所写的序言中我们深切地感觉到这种理想”。
对比之下，陈涌尖锐地批评了文艺创作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他说，“我们现在有些作者，甚至对那些恶浊的动物性的生活也热心地仔细咀嚼，文学有时好像变成了生理学或者生物学。”正是在这里，陈涌同志发出了“社会主义文学需要浪漫主义精神”的呼喊。
《在新时期面前》谈的就是新时期文艺运动的现状。陈涌同志对新时期的文艺工作的评价，持的是两点论：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对于成绩，他给予了很高的、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新时期以来涌现了大批新作家和大量好作品。他说“具有同样深远意义的是，文艺思想的进展，是对已往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的突破，在这方面表现的坚决勇敢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而文艺思想的进展，具体表现在敢于正视、敢于描写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他举《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为例，说这“是一部令人震惊的作品，写这种的作品，需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和非凡的魄力”。总起来看，他认为新时期的文艺解决了过去长期未能很好地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过去，往往强调了政治思想，就忘掉了生活；强调了生活，又常常忘记了政治思想。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在这本文集里，有三篇《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这三篇文章讲了三个重要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和反映论。陈涌同志在这里说出了他对这三个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这里表露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心声，是值得我们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