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千秋业功在蒙甘青——深切怀念杨植霖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情系千秋业功在蒙甘青
——深切怀念杨植霖同志
宋平高克林郑天翔布赫苏谦益李力安王铎
杨植霖同志于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０日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在他逝世两周年日子里，我们这些曾经同他一起战斗、工作过的老战友、老同志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回忆和他相处的日日夜夜，缅怀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忘我牺牲、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深感这是为我们后人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植霖同志１９１１年出生在内蒙古（原绥远省）土默特左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１９２５年，他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五族学院师范部读书时，在路作霖、杨曙晓和蒙古族老一辈革命家吉雅泰等共产党员的启迪下，参加了共青团。从此，少年时代的杨植霖就开始投身于革命实践斗争。１９３０年，杨植霖由共青团转为中共正式党员。１９３１年７月，植霖同志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敌人严刑逼供，百般折磨，但他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敌人只得以政治嫌疑“煽动共产、危害国民”的罪名判刑两年半。１９３１年冬，王若飞同志不幸被捕入狱，和植霖同志同被关押在归绥第一“模范监狱”。在若飞同志领导下，他们在狱中学习革命理论，学习文化，发展组织，进行绝食，与敌人展开极其艰苦的斗争。植霖同志以后常常讲起，若飞同志的理论修养、斗争艺术和忠贞的党性，对他以后的革命工作以很大鼓励和很深的影响。
１９３３年秋，杨植霖同志身患肺结核，拖着虚弱的身体，刑满出狱。在家养病期间，他铭记若飞同志的教诲，积极与党组织联系，同时寻找开展武装斗争的机会。
杨植霖同志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先后四次组织武装斗争。其中第四次组织的“抗日团”虽人数不多，但旗帜鲜明，纪律严明，深受大青山地区群众的欢迎。此时，“抗日团”转战于归绥、武川、凉城一带，袭击伪警察署，打击保甲武装、围攻日寇据点公主府，发动大小战斗多次，植霖同志领导的“抗日团”得到了锻炼，逐步发展为拥有１００多人、枪支齐全、全部骑兵的精悍队伍。他们不仅有效地牵制了绥包地区的日伪军，也为八路军主力挺进大青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１９３８年底，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以李井泉、姚喆同志为首的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抗日团”与李支队在大青山麓的面铺窑子村会师，“抗日团”的战士们个个欢欣鼓舞，热泪盈眶。从此，杨植霖同志组建的“抗日团”正式接受八路军的直接指挥，改编为绥蒙游击大队，共１８０多人，杨任政治委员。
１９４５年６月，党中央组建绥蒙人民政府，乌兰夫任主席，杨植霖任副主席。同年７月，他从延安回到山西省偏关，积极筹划绥蒙政府的组建工作。“８·１５”日寇投降后，植霖同志在乌兰花代表绥蒙政府接受了伪蒙军第九师和第六师骑兵团的起义，直接整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尔后，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植霖同志积极从事接收伪政权、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土改、培训干部等工作。
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练，培养了植霖同志顽强的革命意志，他襟怀坦白，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不谋私利，不固执己见。有两件事可以看出他的革命品质。例如绥远国民党军队“９·１９”和平起义。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党中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提出用“绥远方式”即和平解决绥远的问题。同年５月杨植霖等同志接中央通知到北京，听取毛主席关于绥远和平解放问题的指示，因植霖同志在绥远和国民党抗争十几年，坐过他们的监狱，不少自己的亲友、战友和群众被杀，现在要握手言和，思想上有些想不通。但中央作出决定后，植霖同志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日，国民党傅作义部驻守绥远的将领董其武等率部起义，投入人民的怀抱。党中央、政务院任命董为绥远省政府主席，杨植霖任副主席。植霖同志捐弃前嫌，与起义人员平等合作，团结得很好，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绥远“以傅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和“起义军队要解放军化，起义地区要解放区化”的指示，剿匪反霸，改编改造旧军队，开展土地改革，建立人民政权。再如绥蒙合并。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绥蒙领导机构几经变动。１９５４年，中央决定撤消绥远省建制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任政府主席、党委书记，杨植霖任副主席、副书记。植霖同志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尊重乌兰夫同志的领导，积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教育和团结工作，妥善解决了合并中干部安置等问题，保证了中央决定的顺利实施。
杨植霖同志先后在西北局、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地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地方聚居少数民族，他一贯重视民族团结，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悉心培养民族干部，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恪尽职守，堪称民族工作的典范。植霖同志从小生长在蒙汉杂居、各族人民互相帮助、共度艰辛的环境之中。直到老年，他回忆起父亲和蒙族牧民仁义子两家的纯朴情谊时，仍备感亲切。从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天起，他就和蒙古族人民结下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不解之缘，是蒙古族共产党员吉雅泰直接引导他走上了革命道路。以后在长期的战斗工作历程中，他和乌兰夫、奎璧、贾力更、高凤英等蒙古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深厚情谊。１９３９年，在贾力更、奎璧和植霖等同志的安排下，先后动员组织三批共１００多蒙汉族青年到延安学习、工作。１９４１年９月，他和苏谦益同志还给在延安学习的绥远同志致信慰问，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各民族解放作出贡献。以后，这批同志大部分成长为内蒙古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全国解放后，植霖同志在内蒙古任主要领导达十多年之久，他一心扑在内蒙古经济恢复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建设上。他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各族人民和各级干部的称赞。在青海和甘肃工作期间，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能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成功地处理过一些民族矛盾和纠纷。为加强民族团结，调动各民族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作出了重大贡献。
杨植霖同志长期担任领导工作，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努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植霖同志恢复了工作，调任甘肃省委书记，负责宣传文教工作。他和宋平同志一道，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多次组织干部党员学习全会文件，亲自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植霖同志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平反各类冤假错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植霖同志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参与统一战线工作，相继在内蒙古、青海、甘肃兼任过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他十分重视科技、文艺、教育、体育、卫生等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与宗教、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广交朋友，做他们的知己和诤友。为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
杨植霖同志一贯勤政为民，廉洁奉公，无愧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植霖同志勤奋工作，艰苦学习，常常带病坚守工作岗位，胃痛起来吃几片馒头片继续坚持工作。他生活俭朴，自己随身带有针线包，衣服穿破了缝缝补补再穿，总是舍不得丢掉。在战争年代，他总是把安全、方便让给战友，把困难留给自己，即便是一口干粮、一件衣服、一匹马也要与战友分享。“文革”动乱期间，他遭受迫害，停发工资，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接济一些老战友和同志，使他们很受感动。１９７８年他把全部补发的工资２万元捐献给他战斗工作过的大青山革命老区，受到当地政府和老区人民的交口称赞，至今还传为佳话。植霖同志对子女严格要求，从小教育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不要养成依赖心理和特权观念。
杨植霖同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整整奋斗了６６个春秋。从他立志和献身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那天起，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一直工作到心脏停止跳动，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附图片）
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陈琮英（左一）、蔡畅（左二）、刘英（左四）和另一位女红军合影。　本报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