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证中央的权威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论保证中央的权威
陈顺武
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历史和现实表明，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中央的权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权威问题作过非常精辟、深刻的论述：“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须的。”同时还指出：“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把自治原则说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论断，给权威问题赋予了更加深刻、具体的科学内涵。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５６个民族、近１２亿人口，并且经济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满足１２亿人口稳定生活的政治模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就成了现实需要。这种政治模式的实质，就是坚持共产党对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领导地位。因此，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又根据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进一步提出维护共产党核心领导地位的工作方法。他说：“关于工作方法，我提一点：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小平同志还反复强调，中国有８个民主党派，它们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是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
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离不开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了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全面发展。但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地区差距逐步拉大，个人收入悬殊。统计资料表明，１９９２年，我国人均收入为１１５８元。东部地区平均收入最高为１４３１元，中部为１００６元，西部为９６５元。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基准进行比较，东部高出全国平均水平１６．７％，中部和西部却分别低１３．１％和１６．７％。１９９３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２１．１％，其中，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６省的增长幅度均在３０％以上，而内陆绝大部分省区在１５％以下。个人收入的差距则更大。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由中央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对此，小平同志非常深刻地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整体推进的攻坚阶段，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更多，没有中央的权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小平同志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
正确的路线制定后，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权威来保障它的实施。小平同志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导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受到了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戴。目前，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中央的权威，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中央要有权威，也是一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痛苦的社会转型过程，必然出现社会无序现象。要把社会无序现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必须确立和强化中央的权威。
　　　　（二）
要保证中央的权威，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才能真正确立中央的权威，党也才能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树立中央的权威，就是要全面、系统地理解小平同志这个博大精深的伟大理论，用这一理论指导全部工作，切忌形式主义、片面性，不能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搞实用主义。
其次，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用民主集中制保证中央的权威，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早在１９６２年，他就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够充分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依靠全党的智慧，保持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和组织上行动上的高度统一。把民主集中制等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命令，进而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满活力，要适应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情况，就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广大群众的创造性；要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实行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实行正确的集中。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首先，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保证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这是中央有权威的根本前提。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约束机制，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路线的全面实施。在当前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既有民主不够，又有集中不够的问题。民主不够主要表现为决策缺乏科学的程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个别地方还存在草率决策，未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现象。集中不够则表现为有章不依，有规不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当前，坚持民主集中制，就要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根本组织原则，并通过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保证这个原则的贯彻执行。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还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放，经济发展能搞出今天这样一个规模来吗？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中央权威，其本质是基层有充分的自主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中央政府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能够保证全国一盘棋。这就需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建立起各级政府相应的权责统一制度，以及实现自我平衡、协调、约束的机制，各负其责。要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树立全局观念。小平同志指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办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
再次，要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也是确立和强化中央权威的必备条件。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是有政府调控的经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市场调节经济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自发性。同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些方面单靠市场是管不了或管不好的。市场机制以优胜劣汰为准则，难以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分配。让市场去自由调节，不可能自行带来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不可能实现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实行宏观调控，是为了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国外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种市场经济模式。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它强调企业和个人开展完全的自由竞争，政府从法制建设和政策制定等方面保障市场竞争；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政府对市场实行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竞争环境和社会公平；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政府通过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实行规划。这三种市场经济模式，都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就是以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自居的美国，政府也不是放任不管的，而是对宏观经济总量和个别产业部门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为了重振美国经济，采取了更为明确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了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放权让利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基层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放权让利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是弱化了中央的权威，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这是完全必要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实行宏观调控，能够集中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办一些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办成的大事；能够更好地兼顾效率和公平，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同时，我国的市场发育程度还很低，而且市场的发育完善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丝毫不能离开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了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中央在全国推行了财税、金融、投资、计划和外汇外贸等一系列体制改革。八个月的经济运行情况表明，这些改革措施是有利于确立中央的权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