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中国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我与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

　　我心目中的中国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汉学家协会主席米·季塔连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５周年，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节日，也是我们俄罗斯汉学家的重大节日。对于我这样一个４０多年来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俄罗斯汉学家来说，这个节日的意义就更大了。
１９４９年，我还在一所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孔子的教育思想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开始研究中国，渴望得到更多的关于中国的知识。１９５７年，是决定我今后的命运和前途的一年。这一年的２月，我和其他苏联留学生一起到了北京，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开始学习汉语。从那时候起，我学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我如饥似渴地学习，逐渐地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我爱上了中国，中国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为什么说是“第二故乡”呢？因为我在这里获得了专业知识，使我逐步成了中国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专家，还因为我在这里结了婚，生了第一个孩子安德烈。有趣的是，安德烈像他的父母一样，后来也成了汉学家，到中国工作。在他诞生的那家医院的产房里，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女儿。
回顾我在中国成长的过程，我永远也忘不了北大哲学系，以及辛勤培养我的冯友兰先生、任继愈先生、冯定先生和其他导师，还有帮助过我的许多中国同学和朋友。
１９５８年，我和北大哲学系的同学们一起来到中国农村，在那里同中国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可以说，农村广阔的天地是我的另一所大学。在这里，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到北京后，中国教育部门安排我到上海继续学习。上海复旦大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时，中国正在经历困难时期，我的中国导师和同学们缺少粮食和日用品，但他们对我却照顾得非常周到，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使我十分感动。我至今忘不了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１９６１年６月，复旦大学校长给我颁发了毕业证书，毕业证书的号码是０００１。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中国朋友在毕业证书上把我的姓“季塔连科”写成了我的爱称“米沙”。记得我当时笑着说：“感谢复旦大学领导这样亲切地对待我！”
这以后的３０多年，我当过翻译，在驻北京大使馆和驻上海总领事馆当过外交官，还当过原苏联领导人的东北亚和中国问题的顾问，后来又当了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问题，注视着中国所发生的变化。
７０年代末，邓小平提出了中国改革的综合性计划，我和我的同事们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这个计划，深深地感到了它的生命力。如今，这一计划在中国开始实现了。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取得了很多光辉的成就。我们俄罗斯汉学家为中国人民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而由衷地感到高兴。我认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决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任何威胁，恰恰相反，只会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我想，也只有深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才会消除对中国的成见和偏见，才会真正客观地评价中国改革的成就和俄中关系的前景。
不久前，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同俄罗斯领导人签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文件为我们构筑２１世纪两国新型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当中国人民热烈庆祝共和国成立４５周年的时候，我们俄罗斯汉学家向中国朋友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希望中国人民在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成就，希望俄罗斯和中国永远友好，始终保持睦邻合作关系。（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