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复制链接]

第8版(书评)
专栏：专家书苑

　　他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程代熙
司汤达的重要作品，像《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虽说早在解放前就介绍过来了，但我们对他的了解仍然有限。读了他的１００多封文学书简，加深了我对他的认识与理解。
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生活在同一时代，虽说他们早在１８２８年就相识，但往来不多，交往不深。巴尔扎克比司汤达小十几岁，在文学界却比后者早享盛名。可以这样说，司汤达终其一生，都未能在法国文坛上引起读书界的广泛注意。司汤达深有所感地说，１８８０年才会有人读他的小说。司汤达还是估计得乐观了些。事实上，他是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得到世界文坛的公认的。
１８３８年，司汤达的重要作品《巴马修道院》面世，他在１８３９年３月２９日写信给巴尔扎克，希望他开诚布公地谈谈对小说的看法，并说，“我将带着尊敬的心情来思考您的批评”。巴尔扎克没有辜负司汤达的期望，他在１８４０年９月２５日写了一篇长文——《贝尔先生研究》（按：司汤达真名马里—昂利·贝尔），发表在《巴黎杂志》上，对《巴马修道院》作了认真的评说。
巴尔扎克读了三遍《巴马修道院》，给作品很高的评价。当然，巴尔扎克也指出了《巴马修道院》的不足。他说这部作品的弱点是风格，语法上有错误，不是没有动词，就是动词的时态不对，还有虚词太多，使读者感到疲倦。他还打了这样一个十分生动的比方，“就像坐了一辆车身没有安好的马车，在法兰西的大地上奔波。”巴尔扎克希望司汤达“再下一次功夫，润色一下《巴马修道院》。”司汤达读了巴尔扎克的这篇长文后，感动不已，他在这年的１０月下半月，先后给巴尔扎克写过３封信。实际上只寄出了一封。但到底寄出的是哪一封，却众说不一。本书将这３封信全部收入，因为这是十分珍贵的文学资料。司汤达在回信中说，“昨天晚上我收到杂志（按：《巴黎杂志》——笔者），今天早晨我就把《修道院》第１卷的前５４页，压缩成为四、五页。”可说是从善如流了。但是，他没接受巴尔扎克对风格的批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着眼点不一样。司汤达解释道：“目前我只看到这样一种法则：不可能有太清楚、太简朴的风格。因为在人们对那些暴发户、自负者的内心深处未形成明确观点之前，是不可能太‘明白清楚’地将他们表达出来的。”
对于司汤达的这一番自我解释，似有必要作点说明。司汤达的本意是谓，如果被描写的对象本身给作者留下的是不那么明晰、清楚的话，就不要把它“明白清楚”地描绘出来。司汤达在这里强调的是如实地描绘，如实地加以表达。在给巴尔扎克的第３封信里，他还特地说明，他自己也“讨厌晦涩风格”。他说他的《巴马修道院》是他口授的，保持了事物的原貌，因而是富有真实感的。
巴尔扎克的批评着眼点在于说，司汤达在遣词造句时，不讲求语法，因而给读者留下模糊不清的印象。不管是司汤达，还是巴尔扎克，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文学必须注重真实。
司汤达应路易·ＳＷ贝洛克夫人的要求，写了一篇回忆一代诗圣拜伦的文章。这是一篇回忆录，同时也是一篇十分出色的报告文学。他真实地记录了拜伦给他留下的印象。司汤达对拜伦观察得很细，很真切。在他的笔下，拜伦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司汤达又深深地感到，拜伦身上有一股傲气，使得他始终与人们保持着极大的距离。这是讲，拜伦性格上既有敢于变革现实的一面，但又有脱离大众的一面。我们不能不说，司汤达对拜伦的观察是相当准确的。
我很喜欢读外国作家的书信，特别是他们的文学书信。几十年下来，这已然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从他们的这些书信里，对他们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我希望爱好文学的青年，也能像我一样喜欢这些世界著名作家的文学书信。读这些书信，既长见识，又有乐趣，还能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真是一举数得焉。
（本文是作者为《司汤达文学书简》写的后记，该书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