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程碑式的史学巨著——写在《中国通史》与《中国史稿》出齐之日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里程碑式的史学巨著
——写在《中国通史》与《中国史稿》出齐之日
王正
《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１０卷本中的第八卷去年面世（第九、第十卷先前已出）；《中国史稿》第七册目前正在印制中，即将与读者见面。至此，这两部大型中国通史历经三四十年，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范文澜的通史简编在延安窑洞落笔
《中国通史》原为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范文澜的学术著作。１９４０年，他在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时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简编》的上册（上古到五代）、中册（宋辽至清中叶）先后出版。《中国通史简编》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集中主要精力修订《简编》一书，实为增订重写，将旧本上册修订扩充为三编四册，共约１１０万字，比旧本扩大了４倍。至１９６５年，前四册陆续出版。《中国通史简编》凝聚着范文澜二十多年的心血，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毛泽东一直关注着范文澜的史学研究工作，曾说过：《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即使在“文革”那种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毛泽东于１９６８年７月还派人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中国通史简编》累计印行几百万册，在４０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各阶层人士学习中国历史的一部主要书籍。
《中国通史简编》前四册出版后，范文澜曾计划再做进一步的修订，但未及实现，即于１９６９年因病逝世。为了完成范文澜未竟之业，由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蔡美彪主持，与所内外有关学者专家合作，开始编著第五册（隋唐）至第十册这后六册，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出版，连同范文澜所著前四册，一起定名为《中国通史》。
毛泽东请郭沫若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中国史教科书
１９５５年７月，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向郭沫若提出了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书的要求。次年２月由郭沫若主持，成立了由陈寅恪、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大年等著名史学家参加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审小组，负责写稿和审稿工作。１９５７年初，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二、三所分工负责，承担起了《中国史稿》的编写任务。１９５８年，该书列入国家计划，年底，筹备工作大体就绪，开始草拟编写提纲。１９６０年春，初稿完成，在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并由郭沫若亲自修改后，于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３年相继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史稿》第一册和第二册。此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编撰工作陷于停顿。直至１９７２年，根据郭沫若的意见，历史研究所恢复了《中国史稿》编写组，重新开始编撰工作。从１９７６年起，包括经过修订的第一册在内的各册陆续出版。
与《中国通史》略有不同是，《史稿》是在郭沫若指导下由众多的学者专家集体撰写的。他生前亲自审定了这部书的编写提纲和说明，逐字逐句地审阅了第一册。到第二、三册定稿时，郭沫若因重病在身，已不能亲自审阅，但仍十分认真地听取了这两册修改情况的汇报。所以郭沫若逝世以后，未经他审定的第四册以下各册，均署名“《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的近代部分后来定名为《中国近代史稿》，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撰写，计划编写五册本，其中前三册已于１９７８年起陆续出版。
通史代表一个国家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从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和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算起，历代官私修史不绝，绵延数千年，各类史籍汗牛充栋，其中不乏断代史和专题性的通史。近代史学家进一步重视通史的研究与纂著。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最早采用“新体裁”写的通史，形式上虽较封建时代的史著有所前进，但还谈不上是科学著作。稍后钱穆的《国史大纲》虽然自成体系，史料丰富，但其中许多观点和方法是错误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虽然在改造中国封建旧史学方面做出过努力，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从整体而言都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才使中国的旧史学得到彻底改造，使历史研究，特别是通史研究有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局面为之一新。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除郭沫若、范文澜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都在通史或专题通史方面作了巨大贡献。其他如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白寿彝的《中国历史纲要》以及吕思勉以系列断代史组成的中国通史，也都是通史研究中极有分量的著作。从某个角度讲，通史的研究与编著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中国通史》和《中国史稿》初撰于三四十年以前，中间几经修订，并经数十位史学工作者续撰，称得上是内容丰富、学术质量颇高的通史巨著。
《通史》持西周封建说，《史稿》主战国封建说
这两部通史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通史》持西周封建说，《史稿》则是战国封建说，而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将中国的历史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四个阶段，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来研究、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基本规律、基本特征及其内在原因。经过几十年的科学验证，证明这种理论框架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的。
《中国通史》和《中国史稿》彻底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主人的观点，突出了劳动人民作为历史主人的重大意义；肯定和歌颂了各族人民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于我国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阶级斗争、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与评价。
资料丰富、解说严谨、文字锻炼纯熟是这两部通史的又一个显著特点。特别是《中国通史》里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驱遣自如，形成了它的独特风格。《史稿》因其缘起是为了编写一部历史教科书，行文也比较通俗，不直接引用或不大段引用原始资料，必须引用时则大多进行相应的解释或说明。这种写作方法大大提高了两部通史的可读性，长期以来一直是广大群众学习历史、接受爱国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书籍。
不论是范文澜独著、集体续写，还是郭沫若指导审阅、合作编撰，这两部书都十分注重百家争鸣、集思广益，广泛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在两书的编撰过程中，郭沫若、范文澜都曾多次公开地虚心征求专家和读者的意见，并著文归纳有关意见，分析存在的缺点错误，认真修改订正。他们除了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观点外，在其他学术问题上则是从善如流，以一种较妥的说法或习惯说法入书。
两代人心血浇灌史学丰碑
《中国史稿》和《中国通史》自郭沫若、范文澜创始，经过两代人的辛勤工作，历时三四十年，终于得以全部完成。其中风风雨雨，几经反复，近百名学者，其中不乏学有专长的知名专家，默默地耕耘，无私地奉献，把自己的青年、中年以至老年的全部宝贵时光都交给了这两部史书。同时，一大批优秀的史学工作者伴随着这两书的编撰迅速成长起来，成为造诣深厚的史学家。皇皇巨著，史学硕果，但毕竟耗时过长，包括郭、范二老在内的一些编撰者以及许多热心的读者竟未能目睹卷终而作古。这不能不成为史界与史家的一大憾事，其中亦有不少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
值得欣慰的是，两书编撰者并未因全部出齐而停止这方面的工作。据悉，人民出版社目前正在着手印制《中国通史》精装豪华本，十卷一次推出，于今年正式发行。新版对范著前四卷作了个别文字的订正，补编了人名索引；续编出版较早的第五卷则作了较大的修改；其余各卷也分别作了若干史实和文字的订正。
《中国通史》和《中国史稿》是４０年代至８０年代的产物，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奠定了它们的地位。今天，历史跨进了９０年代，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通史著作也应该有一个大的飞跃。我们期待着史学工作者能够写出更新、更适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通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