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中的大类书《中华大典》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编纂中的大类书《中华大典》
赵含坤
中国类书始于《皇览》。从延康元年（公元２２０年）以来，盛世修典形成了我国历代的一个传统。目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编纂一部巨大新型类书《中华大典》适逢其时。
编纂涵纳宏富的《中华大典》，是由３００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倡议的，经国务院批准立项，并列为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所集文献资料上起先秦，下止清末，将收古代典籍两三万种，有７亿字之多，分为２１个典，９６个分典，印制成书可达４００多卷，其规模超过《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堪称我国建国以来一项宏大的文化出版工程。
对如何编纂好《中华大典》，并反映我国当代专家学者古籍整理和研究水平，确保出书质量，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多次论证。先后发表意见和参加论证的有：胡乔木、钱钟书、冯友兰、梁漱溟、钱学森、周谷城、周培源、胡绳、赵朴初、吕叔湘、任继愈等３００多人。他们不仅从宏观的高度论证了编纂《中华大典》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编纂方针，而且对《中华大典》的体例、框架结构、实施方案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也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中华大典》卷帙浩繁，内容广博，具有新时代的特点。经目从上至下一般分为四级，即典、分典、总部、部。包括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等２１典。纬目依次为题解、论说、综述、传记、记事、著录、艺文、杂录、图表。各级纬目的内容，一般以所收辑的原书为单位，按时代顺序排列。
我国历代编纂的类书有上千种，可惜大部分原书早已失传。旧有类书，因受时代局限或观点局限，应收而未收的典籍不少，在体例框架和分类方面也不尽完善。《中华大典》将努力弥补以前类书的不足，尽量收入经过整理的古籍版本和考古学的新成果，以及流散在海外的珍贵典籍。为便于检索，《中华大典》采用现代学科分类。原则上吸收古代类书特别是《古今图书集成》经目与纬目交织的统一框架结构的长处，但又参照现代科学的分类方法，一、二级经目的名称均以现代科学命名，其内容尽可能纳入现代科学分类体系之中。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和支持《中华大典》的编纂出版。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８９年，李鹏总理两次批示《中华大典》筹备组的工作报告，要求有关部门抓紧办理。１９９０年５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立项，要求“尽快成立《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并分年拨给总数为１８００万元的垫支经费。１９９２年８、９月间，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分别为《中华大典》题词。李瑞环、李铁映同志也分别作了重要批示。这给《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为了加强领导，推动编纂出版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领导下，于１９９２年９月召开了《中华大典》工作、编纂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两年来，文学典、历史典、法律典、医药卫生典、教育体育典、语言文字典和历史地理典已分别组成了编纂领导班子，逐步铺开资料普查和编纂工作。
文学典编委会从编纂涵纳１０００万字的《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入手，目前，该分典的书稿编纂工作已经完成，正在审定中，将于明年９月出版。《法律典》的编纂已经落实了各分典的体例结构，展开了资料普查，确定了分类标准。全国各地的法律史、法律思想史等专业的专家和学者，正以较快的速度高质量地完成编纂任务，将于１９９６年脱稿。包含５０００万字的《医药卫生典》将用三年时间全部完成书稿编纂，于１９９６年出书。《语言文字典》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湖北省委非常重视，表示一定要圆满完成《语言文字典》这项巨大工程，而且要通过这项工程的实施，把湖北办成汉语言文字的资料中心、研究中心和出版中心。历史典、教育体育典也计划１９９６年完稿。
我们既面临编纂《中华大典》的极好机遇，也存在各种困难，特别是编纂出版经费尚有很大缺口。但是，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和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关心支持下，通过广大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一定会较好地完成这项艰巨的文化出版工程，编就一部既服务当代，也服务于后人的前所罕见的新型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