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学术研讨会述要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学术动态

　　“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学术研讨会述要
“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学术研讨会，不久前在吉林大学举行。与会学者主要讨论了五个问题：１．近代社会转型与传统文化的演变；２．西学东渐与传统文化的演变；３．传统文化在近代演变的主要表现与基本特征；４．传统文化在近代演变中的地域差异；５．传统文化在近代演变的基本规律与历史启示。现将研讨中的几个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关系。以往学术界对此大都界定为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旧文化，近代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这两个对立的文化形态充满着矛盾和斗争，那么是否由此可以认为传统文化的基础越薄弱，对新文化的阻力就越小，也就更易于接受和吸收近代新文化呢？对此，有的学者以剖析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薄弱，但却并未成为发展近代文化的有利条件时指出：第一，说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旧文化，并不是说传统文化就等于封建文化。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并积累起来的，自然会有其不同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但作为观念形态的传统文化，又都具有优秀部分和腐朽部分；而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民族精神所在。把传统文化全部看成精华和国粹，或全部看成糟粕和垃圾，都是片面的；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巨大的文化体系，而且不是封闭的文化体系。传统文化固然也有排斥外来文化的一面，但更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一面。一个缺乏文化传统和文化底蕴的民族和国家，是不能很好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包括具有进步性的近代文化的。一个民族、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近代中国倡导学习西方文化、提倡新学的先驱者们，大多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人，从魏源到鲁迅，莫不如此，即或受“西学”影响很深的严复、孙中山，也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毫无修养的人，很难很好地接受外来文化和近代文化，因为接受和吸收观念形态的文化，要比接受吸收衣食住行等物质享用的东西复杂得多，是不能简单地搬用和移植、模仿的。所以，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是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关于中西文化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一直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此次会上，学者在谈及传统文化演变的基本规律与历史启示时，集中概括为“化西”还是“西化”，即坚持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还是不从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外来文化。对此，有的学者指出：鸦片战争以来的先进人士对西方文化的吸收，都是从国情出发，在本国文化的土壤上来加以吸收的，即都是坚持“化西”，而不是“西化”。具体地说，是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这个近代中国的主题出发，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融合了中西文化。外来文化不管多么好，只有和本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才能在这块土壤上生根开花。这不仅是一般的原则，也是实践的结果。１７、１８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大师，都程度不同地从中国文化尤其是从儒学思想中吸收了养份，他们吸收中国儒学文化，是从反教会神权统治，从尊重人、尊重理性原则出发，吸收了其中的“人本”思想而加以融合；他们所理解的儒学，与中国儒学本身并不完全相同。又如日本是深受中国儒学影响的国家，日本对儒学的理解和吸收，也是在其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来选择的。在中国儒学中，纲常伦理以孝为基础，日本儒学强调的却是忠而不是孝，就是一个突出例证。这些事实说明，不论哪个国家吸收外来文化，都从其本国实际情况出发，以其本土文化为基础的。但是，也有少数个别国家例外，如墨西哥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照搬美国联邦宪法，但最终无不遭到失败。
三、关于“整理国故”与传统文化的改造。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整理国故”视为反动复古主义。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整理国故”是五四时期人们企图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时代需求的一种努力。首先，“整理国故”具有对传统文化改造的自觉意识，他们对传统文化既肯定其价值，又持批判态度，主张“建设一个理性的是非”，坚持以世界的先进文化改造传统文化，把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统一起来，终于找到改造传统文化的理想形式；其次，“整理国故”不仅推动了传统文化的改造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传统文化改造的规律与思想家的特殊作用。这就是传统文化的改造是历史的连续意识，是继承、改造、再继承、再改造，亦即不断的“整理”过程，每一次“整理”都是一次改造，新文化就是这样被“整理”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被黑格尔称为“灵魂领导者”的思想家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能把一切个人带到自觉意识中去，把整个社会从传统引入现代。
（宝成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