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的话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心里的话
朱镕基
宦乡同志是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杰出的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许多领域里造诣很深，建树甚多。作为一个学者，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既记录着宦乡个人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历史进程，其中不少文章至今仍对我们富有启发和借鉴价值。继出版《纵横世界》和《纵横世界续集》之后，世界知识出版社又准备出版《宦乡文集》。这本文集收集了宦乡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８８年的５０年中，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１７０余篇。作为老朋友，我应宦乡的家属和他生前所在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要求，怀着真挚的友情和深切的思念为这本文集写一点心里的话。
我与宦乡相识相处的时间不长，相知却比较深。我们彼此从事的工作不同，从来没有在一个单位共事。只是在１９８７年末，我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夏威夷召开的太平洋论坛会议，他作为代表团的顾问，我们朝夕相处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平时，我们曾经有过许多次促膝深谈，只要有机会，我们彼此愿意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８０年代末，他身患重病在上海治疗期间，我多次前去探视，每次都要谈很长时间。宦乡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对许多问题都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与他交谈可以得到启发。同时，我不能不为他的忧国忧民，直言无惧，以及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的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沉关切，以及对自己生命力的信心所感动。
已经记不清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但是我对宦乡却是心仪已久。宦乡在我国报界、外交界和学术界，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他青年时期带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参加了进步的社会活动。１９３８年，他年仅２９岁就出任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线日报》总编辑，投身抗战宣传，发表了许多具有鲜明战斗性的文章。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抗战胜利后，他来到上海，１９４７年担任《文汇报》副主笔，１９４８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前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刚刚解放的天津，担任《进步日报》总编辑，不久即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任筹备组副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宦乡从新闻界转到外交界，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１９５４年奉调出使伦敦，先任代办。１９６２年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１９７６年恢复工作后，奉调出使欧洲共同体，兼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在外交战线，宦乡表现出杰出的才智和大国外交家的风度，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贡献。
１９７８年回国后，宦乡又从外交界转到学术界，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１９８２年组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１９８８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并任该中心的总干事。这一时期，他在组织和推动全国国际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培养研究国际问题的年轻人才，广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民间外交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十多年来，他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他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我国当代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宦乡的品格同他的学识一样令人钦佩。在宦乡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有一种“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的气概。他常引用一句古人的话：“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来表明他的人生观。纵观宦乡的一生，他确实是敢于说真话，从不说假话，为了坚持真理，虽九死而无悔，他的言行是一致的。从他的履历来看，解放前他长期工作在上海等大城市，活动在知识界和上层社会；解放后，他多次出任驻西方国家的大使，在世界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知名学者聚集一堂的国际会议上，他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词严义正。可以说他是个十足的“洋派”知识分子干部。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身上，始终保持着农民一般的勤俭朴实的淡泊作风。在我与他的交往中，他简朴的衣着，忠厚而毫无虚饰的言谈，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追逐金钱、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和一掷万金的风气有所抬头的今天，宦乡的这种作风尤其值得提倡。
宦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十分乐观。他从不介意自己的疾病，却时时心系国家的前途命运。他是带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深眷恋和殷切期望，离开人世的。可以告慰宦乡的是，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写这篇短文，主要是寄托我们对宦乡的纪念。
（此文为朱镕基同志为《宦乡文集》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