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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羽 1994-10-30 00:00

胡乔木与知识分子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胡乔木与知识分子
谷羽
乔木始终没有脱掉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是一名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了解、关心、爱护知识分子,注意发挥他们的长处;同时,又严格要求他们,不姑息他们的缺点,就像他对待自己一样。
乔木到延安前,在上海曾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一批文化人。到延安后,乔木的工作性质,他对文化学术的爱好,使他总是寻找机会,与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交往。特别是1941年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后,乔木对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为后来他掌握、宣传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乔木是自始至终参加的。他那时刚30岁,精力充沛。主席在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乔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主席讲话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后来让乔木整理成文。乔木在主席身边,对主席的思想有较深的领会,所以整理稿把毛主席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关于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投入火热的斗争,与工农兵相结合,在实践中转变立足点,改造世界观等思想表述得相当完整、准确和丰满。毛主席很满意,亲自作了修改,在第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当时,中央的一份党内通知上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并被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但是,乔木多少年来对自己是《讲话》的整理者一事从不提起。乔木一生坚持《讲话》指明的方向,身体力行,但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讲话》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些具体的提法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1979年召开全国四次文代会时,他赞成小平同志祝辞中提出的“两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1981年中央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乔木曾就《讲话》中的一些过时的或不准确的提法,提出了修正意见,很受文艺界、思想理论界的欢迎。
建国初几年,国家面临着恢复经济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任务,乔木的工作负担也很重,除继续担任主席的政治秘书外,还担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等职务,开始独立地主持一些部门的工作。乔木在工作中很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注意调整和改进知识分子政策。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他为周总理起草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随着国内建设形势的变化,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也有新的发展。50年代前期,知识分子经受了许多锻炼,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中央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当时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决定在1956年初召集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央专门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负责准备工作。乔木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起草总理在会上的报告。那大约是在1955年下半年。
乔木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阵子,心情特别好,全身心地投入这个问题的研究。乔木过去在协助起草有关的中央文件时,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乔木早有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总理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此前中央又组织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乔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摆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着手起草。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的书桌上的灯光还亮着……正如他在诗中描写的那样,“心头光映案前灯”。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这时总理经常让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的草稿出来了。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就是在当时那种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形势下,调到中科院工作的。记得1956年初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中科院里的气氛特别好,科学家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形成一种“人心向院”的局面,加上一大批知识分子陆续从国外回来,投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为“两弹一星”的上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出现了摇摆和反复,但乔木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观点,一直没有动摇。1975年乔木复出,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7月份,他一接手分管哲学社会科学部,就把工军宣队送回去,把在工厂和农村的研究人员召回来,恢复了长期中断的业务工作。8月,他又受邓小平同志委托,主持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乔木在修改稿中,首先肯定建国以来“二十六年”的成绩,表明了对说“十七年”教育、科技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这种“估计”的否定态度。并把“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为整顿的重要内容之一,明确指出:“各单位要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对本单位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作一次全面的检查,采取适当的措施,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专长,为他们从事科学实践,提高科学水平创造必要的条件,保证必要的时间,并且关心他们的生活。”而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乔木主持修改的这个《汇报提纲》,同他主持修改的《工业二十条》和经他授意、由邓力群同志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起,被“四人帮”打成“三株大毒草”。
粉碎“四人帮”以后,乔木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为恢复和重新制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费尽心血。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后17年教育战线和科技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劳动者。9月,他在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这一思想,教育部起草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乔木对这篇重要文章先后多次进行修改。文章肯定“十七年是红线主导”,“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从而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从根本指导思想上作了最早的拨乱反正。
同时,乔木也注意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那时候各地知识分子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的很多,向乔木反映情况的也不少,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到知名度很高的文化人。乔木同他们的大部分虽然没有什么私交,甚至素不相识,但他总是满腔热诚,调查了解他们反映的问题,尽力帮助解决。他自己当时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却全然不知老之将至,为许多人的工作和生活操心、奔走。
乔木毕生都在忘我工作,辛勤笔耕,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真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并且总是把它干好。
乔木一生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笔。他为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起草了大量的文件、报告、讲话、指示,甚至一些贺电、唁电、通知之类的普通文稿,都是由他动笔。他长期负责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写过大量的理论文章、新闻评论。乔木病危时,陈云同志派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为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这三句话是对他一生辛劳的肯定。
记得在1983年7月,乔木写了一首《小车》诗,赞誉农村干部杨水才的事迹。诗中反复吟诵杨水才的名言“小车不倒只管推”。乔木写道:“小车不倒只管推,路远不过一身灰”,“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扶不起来也没啥,滚滚长江浪浪摧。”这些质朴的诗句,我想,正是乔木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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