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起孟 |
1994-10-30 00:00 |
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认真做事认真做人
——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
孙起孟
今年是叶圣陶先生１００周年诞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此时刻，格外地引起我对他的怀念之情和敬仰之意。
我和叶老结识于６０年前，我是他的后辈和学生。３０年代初，我给他主编的《中学生》写过稿子，从此开始了我们的交谊。１９３６年间，我至上海《申报》馆工作，叶老仍在开明书店。我们业余有时相约到福州路“高长兴”酒店对酌倾谈，此情此景，历历如昨。“七七事变”前夕，我去广州，彼此分手。
抗日战争期间，渝州重逢。我们一道参加《国讯》的编辑工作，他为此出力甚多。新中国成立前夜，我们先后从香港进入解放区，我和叶老在他主持的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共事。之后，我们工作岗位虽有变动，但同在北京，仍能时相把晤。
６０年代初，叶老参与中华职业教育社“语文学习讲座”的创建，他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为“讲座”延请吕叔湘、朱德熙、王力、赵朴初、谢冰心等语言学家、文学家担任讲师。为了探索一条开拓这种学习的路子，他不但自己讲课，还和我到平谷下乡作调查，到中小学听学员讲课，参加讲座经验交流会，总结工作。在叶老等的积极支持下，中华职教社的“语文学习讲座”得以从北京推广到广大地区，从城市推向农村。回顾起来，我们两人这段期间交往最多。
叶圣陶先生在文学、教育、编辑、出版、语言诸方面为后人留下丰富的珍贵遗产，尤为珍贵的是他的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
——叶老负责开明书店的工作，以“有所为，有所不为”表明其宗旨。在他的主持下，开明书店出版了《子夜》、《家》、《母亲》等许多有深广影响的好书；以《中学生》为纽带，吸引和联系广大“彷徨于纷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的青年读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洋场——上海，“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内容不健康的读物。他“有所为”是认真的，“有所不为”也是认真的。他认为，认真地“有所不为”，正是为了真正“有所为”。
著名女作家丁玲说过，“叶老是熟识的前辈中最认真的。”凡是向叶老领教过的人对此都有深切的同感。他直到９０高龄，发言，写文章，还是自己说，自己写，从来不请人代念，不请人代笔。他是语言大师，还曾将发言稿送来征求我的意见，真是虚怀若谷，遇事认真。
１９６２年“语文学习讲座”开学，叶老为学员们上的第一课，就是“认真学习语文”。他指出，“认真不认真，是学得好不好的关键。希望学得好，先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一贯这样教书育人。１９８０年编辑出版《语文学习讲座丛书》，请叶老作序。叶老先拟出提纲，征求意见，然后写出初稿。当时还没有电脑、复印机，他为了便于讨论，戴上花镜，加上放大镜，将自己的文稿复写５份，发给参加讨论的人，然后认真研究征求得来的意见亲自定稿。
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前夕，叶老接受记者采访，谈他将列席十二大的感想。记者准备记录，叶老阻止他，说：你不必记，等一下我给你发言稿。前些日子，有位记者发表访问我的一次谈话，其中有我没有说过的话，也有跟我说的意思不完全相同的话。这不好。我的发言稿，你如果采用，可以摘，可以删，但千万不要改。叶老做人做事的“认真”，使谁对他都肃然起敬。
——叶老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１９８７年６月５日在民进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说：“３年多来，我身体一直不好，不能为咱们民进再做什么工作，恳求这次代表会议免去我的主席职务，希望能得到各位代表的谅解。”６月９日，他抱病同与会代表会面时说：“我有好多年没跟同志们一起开会了。这是不能容许的失职……实在难以自己宽容。感谢同志们竟给了我宽容……这一回开会，承蒙诸位知道我的实际情况，接受我的恳求，解除了我的主席职务，本来早就应当这样。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我找不到什么语言来形容对诸位的感谢。”两次讲话，态度认真，情辞恳切，感人肺腑。处理这类问题，他更是我最好的表率。
１９７９年岁末，叶老病重，嘱咐家人，丧事从俭，“在《人民日报》上自费登个广告，告知相识的人，说我跟他们永别了”。１９８０年他在遗嘱上补写上“非但不要开追悼会，别的什么会也不要开。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为我开无论什么会都是不适宜的”。１９８４年又在遗嘱上补充表示，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院。短短一份遗嘱，一次又一次地补充，真可谓对生认真，对死认真，“认真”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叶老的遗嘱，字字珠玑，实在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份宝贵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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