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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 1994-12-31 00:00

“内功”,企业效益的永恒主题——邯郸钢铁总厂“模拟市场成本否决”探秘

第1版(要闻)
专栏:

  “内功”,企业效益的永恒主题
——邯郸钢铁总厂“模拟市场成本否决”探秘
本报记者何伟
在我国钢铁“家族”中,邯郸钢铁总厂属于地方企业。在今年钢材市场销售骤冷、钢铁企业普遍压库、货款回收缓慢的“年景”中,邯钢头9个月产销率却达91%,位居含“国家队”在内的钢铁企业榜首。
江泽民总书记在去年8月举行的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座谈会上,点名让厂长刘汉章介绍“模拟市场成本否决”的管理经验,专家教授则从成果的科学性上鉴定该法:是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独创的成功管理模式。
还是那些设备,还是那些人,仅仅更换了机制,效益的闸门轰然洞开。
邯钢在短短二三年间,从计划经济的“宠儿”摇身变成市场经济的“健儿”,靠的是机制。
话还得从发生的那桩怪事说起。
1990年,邯钢跃上了梦寐以求的年产百万吨钢的大台阶。当各分厂的领导敲锣打鼓向总厂报喜请功时,等待他们的不是披红挂彩,而是总厂亏损的严酷现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尴尬的邯钢人陷入了沉思。
有2.8万职工的邯钢,改革曾浇铸了它的辉煌与绚丽,1984年实现利润超亿元,被冶金部领导誉为我国地方钢铁企业开出的一列“特别快车”。
可是,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旭日冉冉升起之时,这种计划经济保护下的活力又能经受多大的风浪呢?
钢材市场疲软,燃料涨价,资金紧张。钢材售价每吨跌幅在300—400元之间,而煤、油等涨价因素每年在9000万元以上,一涨一落,邯钢腹背受困。1990年上半年,全厂27种主要产品,仅二种盈利,余者全部亏损。
“特别快车”的驾驶者们感到羞辱,继而是沉痛的思索:市场经济已逼临城下,追求产量效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是乞求政府“输血”,坐等政策“施舍”,还是眼睛向内,苦练“内功”?不甘落伍的邯钢人选择了后者。
练好“内功”,首先要剖析自己。邯钢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的直接原因是产量高、效益低,其背后则是成本居高不下在作祟。
同其它国有特大型企业一样,邯钢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总厂与28个分厂一直沿用指令性计划价格的核算方式。这在计划经济下顺理成章,但当总厂参与市场竞争后,这种核算方式便暴露出与市场脱节的弊病。总厂好比一堵无形的墙,截断了二级分厂与市场的经济血脉,“墙”后的分厂感受不到市场的变幻,成本的压力。譬如市场上生铁价已达每吨860元(1990年价),总厂拨给分厂时仍按每吨450元的计划价核算,总厂怎能不赔?总厂要求生产市场走俏的产品,分厂却怕影响计划产量而婉言谢辞,产品怎不滞销?总厂直面风云变幻的市场,肩负各种原材料涨价的包袱,分厂面对的是旱涝保收的计划,悠哉游哉。由此产生“分厂报盈,总厂报亏”的怪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拆“墙”下“海”!“模拟市场成本否决”的管理机制,在市场浪潮的冲撞中应运而生了。
这个被专家称为“有效成本管理法”的实质内容是以成本为核心,以效益为目的,把总厂与分厂、分厂与车间、车间与班组、班组与个人用市场价格信号串连起来,最终形成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有机管理机制。说简单些,就是实现企业内部与市场经济的接轨。
它是在大型联合企业不宜划小核算单位而又必须面对市场的前提下的产物——把“墙”后的分厂逼进了市场的海洋,让人人感受市场的危机和压力。
还是那些设备,还是那些人,还是那样的市场(甚至更激烈),仅仅更换了机制,邯钢便焕发了勃勃生机:
效益连年成倍翻番;
产品质量稳步提高;
挖潜降耗成效卓著。
难能可贵的是,今年国家金融财税4项改革出台,一些国有企业饱受“市场不适应症”的困扰,而邯钢却如鱼得水,中流击浪。1—5月已实现了利税5.9亿元,成本硬碰硬降低了3.4%。成本管理法在新一轮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市场压总厂,总厂压分厂,牵住成本的牛鼻子,挖潜降耗出“奇招”
市场机制的引入,打开了邯钢效益的闸门,这已毋庸置疑。那么,这种机制何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益?换句话说,公有制经济的优势是如何找到实现的途径。
有位领导问国有企业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刘汉章回答“说不清”。他的意思很明白,企业的潜力无穷。
企业的关键在效益,效益的关键在成本,这便是邯钢牵住的“牛鼻子”。
有必要细说这个“牛鼻子”。过去,邯钢同其它国有企业一样,从原燃材料进厂后,按工艺流程核算出工序成本,再按实际状况向下结转,形成了模拟计划价格,而且是20多年一贯制。现在倒过来算,总厂以市场销售的价格为依据,按照“亏损产品不亏损,盈利产品多赢利”的原则,以市场为起点,倒推出每道工序的目标成本,然后层层分解落实到分厂、科室、车间、班组乃至个人。如果超过成本目标,一概否决,要么干,要么让位,要么受奖,要么挨罚。这便是专业性较强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内容的简介。
成本核算从“正推”到“反推”,似乎只是一种核算方式的变化,其实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是以生产为中心还是以效益为中心,而这,正是我国目前经济领域波澜壮阔的变革所追寻的主题。
拆“墙”之后,市场的风浪冲进了分厂平静的“港湾”,给过惯了传统核算方法的邯钢人不小的冲击。当总厂明确第二炼钢分厂的吨钢成本必须降到1095元时,厂长顾强圻跳了起来。要知道,接受这一目标,就意味着总成本要比上一年降低2000万元。“这哪里是让我们学游泳,分明是逼我们去跳悬崖!”分厂领导班子几次要求总厂收回成命,刘汉章不动声色地答复:“指标是根据市场测算出来的,不是我的主观臆想,要么完成指标,要么集体辞职。”
分厂咋办?照本宣科,采用同样的倒推法将成本指标分解到各科室、车间。大到原材料消耗,备件损耗,小到办公费中的一支笔、一张纸都有成本指标。
成本指标越来越明晰,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触角,层层深入,一直渗透到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
以往财大气粗的邯钢人,忽而变成了“斤斤计较”的“精明鬼”。过去,钢渣都是用汽车排出厂外了事,“培养”了厂区周围许多暴发户、破烂王。对此,职工熟视无睹。实行成本否决,工人们开始心疼这些不废的废钢,千方百计收旧利废。第一炼钢分厂一年就回收渣钢2万多吨,价值千万元。该厂还积极投“市场所好”,开发了市场欢迎的18个新品种,增加效益近亿元。
人人当家理财,处处精打细算,“悬空”的公有制优势,在市场的沃土上着陆
企业如何让工人真正当家作主?邯钢试图解答的正是这个实践中的难题。
搞活企业归根到底是搞活人。时下,一个好厂长救活一个企业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是,对国有大型企业来说,纵是厂长有三头六臂呼风唤雨之功也难扭转乾坤。实际上,优秀的企业家,汇集的是集体的智慧,凝结的是广大职工的力量和创造。
刘汉章厂长的一个观点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真正让他们当家作主,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是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在竞争中赢得胜利的优势所在。”
邯钢的成功基于职工有家可当,有主可做,真正当得起家,形成“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局面。
1958年入厂的老工人朱庆云工作30年一直是只管干活,不问成本,需要工料,只管领取就是了。实行模拟核算以后,规定他那个班的维修成本每月不能超过6000元,否则,分厂完不成目标成本,7个人谁也别想拿奖金,平时大手大脚惯了的工友只好硬着头皮当起6000元的家。
“真是当家才知柴米贵啊!”朱庆云感触良多。成本否决,逼着大伙自己动手,把丢弃的坏阀门找来修好,自己能干的决不让肥水流了外人田。有位熟人,家里装土暖气,找朱庆云要钢管,碰了一鼻子灰:“如今厂里搞成本核算,你实在想要,我自己掏钱给你买,成不?”3年中,这个小组仅修理费就节省10万多元。
一炼钢的部分生铁靠小铁厂供给。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劣质铁料成为一些地方小铁厂谋取暴利的手段,严重影响钢的消耗和成本。该厂研究出对策,进行现场二次验收。这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事落到了老工人李洪海头上。“有一天,一个货主混装了一部分号外铁被我发现,按规定扣除了20吨,价值1.5万元。这下货主恼了,骂骂咧咧,扬言出了厂子算帐,非把我的脑浆打出来不可。砸玻璃的、甩砖头的、威胁我的人多了,可我照样把关,几个月时间,就和同事查出劣质生铁1500多吨。”
平平凡凡的工人,普普通通的话语,折射的不正是我们倡导已久的主人翁精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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