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喜所 |
1995-05-31 00:00 |
中国文化变迁的缩影——中国留学生与传统文化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中国文化变迁的缩影——
中国留学生与传统文化
李喜所
近百年来，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潮中，异军突起的留学生群体，不仅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步入中国的重要媒体，而且在“母体”文化和“客体”文化的重新选择中，塑造了新的文化品格。他们恰是在走向世界和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真诚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是在如饥似渴地移植西方文化的艰苦岁月中，科学地改造传统，再现了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留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寻根与重塑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近百年中国文化变迁的缩影。
在寻根中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清廷的衰败，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中国人已很难产生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了。负笈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身处异国他乡，目睹发达的西方经济繁荣和社会文化，一种民族自卑感时时涌上心头。从数千年文明古国走向世界的中国留学生失去了文化的支撑点，变得那么脆弱，更难得到应有的尊敬。他们离开中国这块土地后，其切腹之痛是“洋人”对他们的不平等，自然对中国人文景观增一层亲切感。在留学生的书信、小品、杂文、小说等文字中，处处可见对祖国文化的歌颂和祝愿祖国早日强大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期盼。郁达夫在小说《沉沦》结尾时的呼喊最具代表性。其云：“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么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们不能再隐忍下去了！”实际上，尽管在国内时，不少人对现状多么不满，但一旦远离了这块土地，反而更感到她的可爱。因为，文化的根割不断，离之越远，倒越能体会其价值。留学生正是从世界的角度着眼，从爱国的炽热情怀出发，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他们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中，诚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体选择新文化，只能是遗传的变异。留学生对世界文化了解越深，反而越会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越想去寻求本土文化的“根”。从爱国到寻根，激发了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
翻开中国留美生的博士论文（主要是人文科学），８０％以上是论述中国问题。讨论这些社会文化题目，中国留美生占有优势，美国学者又有极大的兴趣，取得博士学位容易得多。而且加深了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助于改变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人的偏见，还引发了中国留学生的自豪感。很多留学生是在传播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赢得了外国友人的尊重。五四时期在巴黎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巴黎郊外和凡尔赛宫前表演中国京剧、湖南花鼓戏、拳击和展示中国的刺绣时，观者如云。留美学生举办的中国文化节，也深受美国友人欢迎，梁实秋、冰心等人的京剧表演，更受到了观众的喝彩。章太炎１９０６年到日本后，曾开办过一个国学讲习所，听者不仅有鲁迅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而且有不少日本学者。赵元任将中国的许多民歌、民谣介绍到西方后，大大扩展了其社会影响。胡适的世界有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向西方评介中国古典名著和用新的方法诠释中国文化。细阅他的留美日记，中国的许多古典名著都在其研读之列，如《诗经》、《左传》、《说文》、《陶渊明集》、《杜诗》、《荀子》等，多至数百种。胡适深知，一个只懂得西洋文化而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或对中国古典知之甚少的人，是不可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更无法成为世界名人。留日时的鲁迅，心系祖国，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名句，在着手探讨西方社会文化的同时，醉心“国粹”，在中西并重的文化道路上扎扎实实地向前搏击，为后来的迈向文化伟人奠定了基础。严复也是一样，如果他不具有中国文化深厚的底蕴，就不可能译出那么高深的西方古典名著，为２０世纪初的一代青年提供一份优厚的精神食粮。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精通中国文化的人，才可避开“食洋不化”，也只有具有世界文化修养的人，才不会“食古不化”。“地球村”的出现，呼吁世界的一体化，要求各民族文化在世界的视角内相互规范地发展，在具有世界意义的前提下，充分展示其民族性。近代有远见的中国留学生，努力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个别的还注重深一层的文化交流，如将中国的古典《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易经》等译成外文，帮助欧美、日本等国建立汉学系或中国研究所，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文化，举办中国社会和文化讲习班。１９２０年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和法国学者联手，在巴黎大学开设了中国文化讲习班，讲授中国文学、哲学、美学、艺术、音乐、文化史等，还将李白、杜甫的诗译为法文，有的还为诗谱曲，广为传唱。这些举动，激发了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对祖国文化的发展有推进作用，还使中国留学生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体验到了自我的价值。
在融合中西文明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价值是通过现代人的选择而体现的，也是在后人的选择中才获得再生。封存在传统宝库中的旧文化，本身无法显示优劣高低。选择者如果优，自然使优秀文化再现；选择者如果劣，顺理成章地使传统的劣质文化重新害人。当代人的素质高低决定着传统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再现的水平。近代百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仍显示出一定的活力，得力于中国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型知识群体的崛起和发展。留学生是中国知识群体中最活跃的新生带，他们具有现代知识，了解世界潮流，他们在选择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就较一般人高出一筹。这就是打破了封闭的从本土出发去反观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格局，将中国文化放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加以比较研究，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努力中，创造出了既现代又传统的中国新文化。
近代中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突变。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就是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近百年受人尊敬的学人，文学家如鲁迅、翻译家如严复、教育家如蔡元培、史学家如陈寅恪、哲学家如冯友兰、社会学家如费孝通等，皆留洋出身，中西兼通，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铺路架桥之功。这些人中国旧学根底深厚，西洋文化有较多的研究，在再现传统文化时有否定，有借鉴，有移植，有延续，中外古今相互撞击，自然使中国文化富有了新意。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各种新学科相继崛起，一批新的大学逐步建立，那些有新学造诣又有国学基础的留学生为此作出了很多贡献。中国新文学的创立，留学生中涌现的郭沫若、郁达夫、瞿秋白、徐志摩、冰心、梁实秋、许地山等作家群起了奠基的作用。他们的作品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处处可以寻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即使是翻译文学，如不注入中国传统，也难在中国生根。中国传统文化一旦融入了西方的新文化就焕发了生机；同样，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一旦合理地注入了中国传统，就如虎添翼，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五四时期，随着一批史学工作者的留学欧美，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被介绍到了中国。２０年代，梁启超先后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将其在海外１０多年的研究心得传授给国人，使史学这门中国最古老的学科得到了新生。稍后，郭沫若等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引入中国，中国史学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传统的史学在近百年演进的历史，就是一部突破传统又在传统中延续和新生的历史。这中间，那些喝过“洋墨水”的傅斯年、陈寅恪、郭沫若等功不可没。中国传统的哲学，也是在一些留学生的推动下，将西方的一些新方法注入其中，才得以新生并具有了中国特色。五四时期，胡适将留美时吸收的杜威等人的哲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听者如云，大开茅塞。后来，罗素在中国讲学，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人又不断运用留学时学到的新方法发表论著，使中国的哲学研究突破了旧格局，步入了新阶段。至于后来突起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留苏生起了一定的作用。总之，中国留学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运用的是引进和融合的新方法，是带着中国传统走向世界，又带着异质新文化回到中国，在交融中突破传统，发展传统，较好地使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接轨，和当代生活接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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