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党分配给我的工作

第3版()
专栏：

我热爱党分配给我的工作
沈蕴芬
我叫沈蕴芬，今年十八岁，是华北军区某部的打字员。上级和同志们说我创造了华北军区的打字新纪录，说我是郭瓦廖夫式的工作者，说我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我实在感到不安，因为这“新纪录”并不是我一个人创造的，如果没有党的培养，没有周围同志们的帮助，和某机关王家龙同志创造的“新打字操作法”作基础，我什么也创造不出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我在某军事干部学校学习结束时，组织上决定我作打字工作。我从来没有做过打字工作，当时心里有点犹豫。但我想到自己参军是响应祖国的召唤而来的，今天祖国需要我做打字工作，当然不该讨价还价；又想到在学校时，自己是团分支部书记，团组织曾一再教育团员要服从组织决定；我更想起父亲对我的教育：在党的事业中，不应该强调个人兴趣，挑三挑四是可耻的！这样，我带着做好工作的决心，抱着到工作岗位上去学习的心情，到了打字机跟前。
当时，我是多么兴奋啊，因为我要工作了，要真的开始做革命工作了。进打字组的门口时，我听到满屋“嘎达——嘎达”的声音。这种响声吸引了我；一见打字机，我更爱上了它。在军事干部学校时，我听到过解放军、志愿军战士们爱护武器的故事，现在我站在打字工作的岗位上，打字机就是我为人民服务的武器。
一件工作的开始往往是困难的。我开始学打字的时候，同志们从基本动作教我做起。他们教我坐的姿势，教我怎样用左手握住字盘把手，怎样换行、换页，等等。我虽然用心学习，可是因为太生疏，顾了看顾不了打，顾了上顾不了下，手、眼、脑子都不够用。其他同志的机子总是“嘎达——嘎达”地响，我的机子却是上气不接下气。我有点心急，吃饭睡觉都想着这件事。带我学打字的王燕生同志看到这种情形，给我提了些意见，并且具体地帮助我；我也更加用心练习。一个月过去了，测验速度时，我一小时能打一千字了，但按工作的实际效率还达不到这个数字。
“三反”运动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在运动中，打字工作特别繁重，如果我的技术还是一小时一千字，显然不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认识到我必须迅速掌握技术，提高技术，才能把工作承担起来。于是，我白天黑夜地干，甚至夜晚不睡觉，以求在工作中能够提高。“三反”运动过后，我检查我的收获有两条：第一，“三反”运动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第二，繁忙紧张的工作，使我得到实际的锻炼，当时我一小时能打两千二百字了。
虽然有了这样的成绩，虽然我的工作效率在较短期间提高了一倍，但我并不感到满足，特别是当我听到某机关王家龙同志创造了“新打字操作法”，每小时能打三千零十二个字，有些新同志参加工作只三个月，每小时就能打二千七百字的消息时，我感到自己太落伍了。我和同志们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技术。恰在这时，上级也提出要我们加强业务学习。我们全打字组立即订了计划。为了学习先进经验，我们去参观了“新打字操作法”的表演。回来后，全组又划分互助组，每天抽两小时学习新操作法。起初，我和同志们只是盲目地练快，并且各练各的，没有发挥互助组的作用。结果谁也没有提高，有的速度反而降低了。大家的思想混乱起来。领导上及时澄清了我们的混乱思想，并请王家龙同志来教我们。以后我们每天练习新操作法时，又互相观摩，晚上在互助组上交流经验。一个星期以后，我提高到一小时能打二千五百字了。
一个星期的实践教育了我：学习技术和进行工作，都不能单干，必须善于和同志们共同研究，善于向同志们学习，吸取和集中同志们的优点，综合起来，丰富自己；特别要向先进工作者虚心学习。譬如我开始练习“新打字操作法”中的新手法时，总是不得法。应该“三指握柄、腕力下压”，而我往往成了“三指握柄过紧”和“肘力下压”。这样时间稍长，胳膊太吃力，手指发僵、发痛，工作不能持久。“轻引重打、两动贯一”动作，开始也掌握得不好，变成“重引重打、一下上去”，这样就容易坏机子、断铅字和把字打成黑方块。我和同志们共同研究，互相观摩，又经过反复练习之后，才逐渐熟练地掌握了这些动作。我也经常吸取同志们操作中的优点来丰富自己。譬如练习新操作法中的“边打边看稿”和“看稿不占打键时间”的方法时，我最初感到很困难，组里张尧瑾同志掌握得好，我便观摩他的作法，渐渐地我也有了改进。
“换行”、“移压稿器”、“看稿”和“找字”本来是四个动作，组里郑焕勤同志把它们简化成两个动作，一次可以缩短一秒半钟；“两手相凑”的动作，是组里张桂茹同志提出的；另外还有“拉机子找字”、“利用上下纸时间看稿”等等，凡是同志们在操作中的各种大小优点，我发现后都吸收到我的工作中来。这样才丰富了我的工作经验，提高了我的技术水平。这也就是我的打字速度提高的重要原因。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党和上级的帮助。每当领导上知道我和同志们有什么要求或是遇到什么困难时，总是及时地帮助我们解决。记得一次我使用的那个机子坏了，当时我很难过，因为别的同志能工作，我却不能工作。组长刘忠信知道了我的心情后，立刻设法帮助我修好了机子。另一次，我的机子坏了十二天，在这期间刘忠信同志帮助我把这些时间充分地利用起来：观摩其他同志的动作，找有关介绍打字先进经验的材料学习，同时我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并作出以后学习技术的计划。为了追求快，我曾经发生忽略质量的毛病。有一次我打二千多字竟错了九十多个字！刘忠信同志找我谈话，和我研究错字多的原因，并说明质量的重要。当时组里的郑焕勤同志向我提出要做到三准：看准、拉准、打准。我也主动向质量好的同志学习。在组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的工作质量提高了，错字平均减少到万分之二点四（当时错字标准是万分之三）。当我的工作有了些许进步时，处长阳自碧同志便在业务总结会上表扬我，并给我指出努力的方向。军区参谋长杨成武同志在部务会议上也表扬我。首长对我的关心和鼓舞，给了我更大的力量。
然而当时我还没有突破一小时三千字的纪录。我正想继续提高工作效率的时候，父亲来了。他第一句话就问：“打多少了？”我想到有的同志已经突破三千字，内心便惭愧起来。加里宁说过：“为要学会很好地作工，就必须贪恋于工作，没有贪恋心是学不会作工的。”我所以还没有突破三千字，还没有达到更高的纪录，严格地讲，是因为对工作还没有贪恋心的缘故。我是一个爱活动的人：爱跳舞，也爱唱歌，在假日里也常去游园。打字工作时间不规律，有时星期六比平日更忙。因为想到娱乐，星期六或星期天，我打的文件错字特别多。刘忠信同志和团小组长帮助我研究原因，原来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把文娱活动和工作的关系处理好。从那以后，我把文娱活动和工作作了适当的安排，而且为了迅速提高技术，更好地为党工作，有时我牺牲星期六夜晚或星期日的休息时间练习技术。每天下文化课后到开饭中间的几分钟，我也要抓紧时间练习不熟悉的动作。我利用了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
在党的教育和鼓舞下，经过五个月的钻研苦练，去年十二月初测验时，我一小时能打三千三百三十七个字，突破了华北军区打字最高纪录。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消灭差错，在这个数字里还有两个错字，还没有达到准确无误的要求。
我的工作成绩很小，党却给了我很大的荣誉。今年一月，在华北军区首届工学代表会议上，我荣获“一等功臣”、“二级模范”的称号。这是毛主席给我的荣誉，祖国给我的荣誉，我一定珍贵它，发扬它。我绝不骄傲自满，今后我一定更加密切地和同志们一起，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