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庆卢新宁杨武军祝华新 |
1995-12-30 00:00 |
培育文化批评健全文化心态——部分专家座谈文化形势与文化报道
第6版(文化)
专栏：文化探访录
培育文化批评健全文化心态
——部分专家座谈文化形势与文化报道
本报记者周庆卢新宁杨武军祝华新
’９５回眸：雅文化重振旗鼓俗文化水准提升
钟沛璋（７１岁，《东方》杂志社长兼总编）：处在世纪之交，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带有承前启后的性质。归纳起来大致有３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中学与西学的问题。有人觉得西方文化走到尽头，随着亚洲经济的兴起，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再度辉煌。１２亿人口，没有一点民族自信心是不行的，但同时也要防止对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全面肯定。中国文化如果不经过一番向外来文化学习和再创造的过程，不注意继承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的革命精神，很难说在２１世纪有可能领导世界新潮流。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毕竟有很多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东西。传统文化不能取代现代、当代文化，更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
二是雅俗文化的问题。从７０年代末邓丽君、李谷一的通俗歌曲开始，俗文化蓬勃发展，雅文化滑坡。但今年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雅文化开始抬头。有些严肃书籍畅销，连库存都卖光了；像《东方》这样学术性强的杂志销量节节上升；国内几次高层次的交响音乐会大受欢迎。这些情况说明雅文化还有很大的市场。文化是多层次的，多元文化是健康社会的特征，８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文化模式肯定不能适应中国文化的大发展。
三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今年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反响强烈。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但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从社会的中心向边缘移动，有时甚至斯文扫地。然而，情况再困难，知识分子也要恪守自己的文化使命。孟子说过：“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徐城北（５３岁，中国艺术研究院京剧研究中心副主任）：我谈点微观的情况。我是研究京剧的，京剧文化在１９９５年有新气象，京剧终于有了自己的批评。过去是好戏争着看，质量粗糙的戏则没人管。今年上海就有一些年轻记者联手对京剧中的某些现象发表评说，如对京剧演出以西洋乐队伴奏、由歌舞演员伴舞且舞蹈脱离剧情提出尖锐批评。我觉得大多数批评是正确的，但文化的解说还不太够，不耐咀嚼。
政府行为大有进步。天津举办首届京剧节，真可谓全民动员，盛况空前。上海京剧院晋京为大学生演出，给北京一个很大的冲击波。
从京剧说开来，今年整个文化界的情况，无论新的与旧的，土的和洋的，比１９９４年都有进步，但还不太稳定。
刘国富（４８岁，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副司长）：近年来群众自发开展的文化活动很多，水平不低。有些评奖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疑问：他们真是业余的吗？这说明社会文化与专业团体的水准越来越接近，看了令人振奋。
刘建昌（６０岁，全总宣教部文化处处长）：职工文化事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冷落的角落，但其水平不可低估。有些职工文艺节目，如《大桥》，艺术学院的老师看了评价很高，认为是“诗化现实主义”。
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职工文化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如各地工人文化宫不再享受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开始收点费，对此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是为经济效益牺牲社会效益。其实文化宫也有文化宫的难处。
’９６展望：现实主义回归
秦晖（４２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随着今后几年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我认为在文化上将出现现实主义的回归。从７０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到８０年代的“谢晋模式”，现实主义本已有所发展，但随着先锋文学的兴起又冲淡了。一是出现了某些专为国外评奖而搞的文艺作品；二是学界从国外舶来一个又一个话题，炒得热火朝天，但对本土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有所忽略。如人文精神的讨论、道德理想主义的讨论，过于形而上了，与大众的兴趣疏离。学者话语之间的隔阂太厉害，新词又太多，而实际上这些新词的含义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某些人持这样的话语，某些人持那样的话语，相互之间对话困难，学者之间尚且如此，学者与大众之间就更不用说了。
我认为应突破８０年代的文化讨论模式，不要一开口就是东西文化这样大而化之的口吻。８０年代一方面对文化十分重视，文化决定论流行，另一方面对文化的细部分析不够。其实，农民文化、市民文化、企业家文化等各种亚文化之间的差别，地域文化的差别，决不亚于东西文化的差别。比如如何看待家族文化在当代的复兴？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是封建宗法制度复活，一种则认为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活力。其实现实生活远远比我们既有的理论假设丰富得多。家族文化如果属于“封建宗法”，为何不与自然经济共兴衰，反而自宋元以来总是与商品经济同起伏呢？如果属于“传统活力”，何以解释在传统更为深厚的关中地区宗族反而淡薄得多呢？近来已有学者用乡族理论、小共同体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能否成功尚未可知，但毕竟是理论研究的深化。
陈明（３３岁，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一位资深学者说过，当前国学研究要避免抱残守缺，西学研究要避免对洋人亦步亦趋。预计１９９６年国学会继续升温，但我们应追求的不是升温而是深入，要扎扎实实地开展研究，即不是法圣人之法，而是法圣人之所以为法，有分析，有批判，有继承。西学研究不能简单地寻找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对应物，生搬硬套很难胜任时代对学者的要求。我所忧虑的是，中学与西学之间隔阂太深，缺少有效的对话。搞西学的有知识上的优越感；搞国学的觉得西学不了解现实国情，缺乏可操作性，在中国生不了根。
说到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庞朴先生曾经指出，我们要安边守缘，边缘会逐渐向中心移动，社会在变，这是不自觉的变化，我们要做的是形成高度的自觉。
李书磊（３１岁，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教授）：谈论文化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难以避开的参照。五四新文化人的心态是单纯的，他们坚定地摒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接受西方文化主要是基于两个动机。第一是避免危险。中国以伦理圆满为目的的儒家主流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发展的理论体系，如孟子讲的能做到无饥、衣帛、老人有肉吃之后就不要再求利了，而要专心于仁义。这种文化当然敌不过以无限发展欲望为基础的西方工商文化，国家濒临灭亡的危境。所以，新文化人要改造文化，如鲁迅所说的“要我们保存国粹，先得国粹能保存我们”。这是一种生存主义。第二是避免痛苦。中国宋明以来的礼教文化确实禁锢人，剥夺了人的许多应有的自由与乐趣，压抑人，所以应该革掉。直到８０年代初的“文化热”，很多人仍持此种观念。但到了今天，我们接受西方的工商文化已到了相当的程度，发现工商文化又带来了新的危险和新的痛苦。危险指的是核武器的出现与扩散，环境与生态的破坏，以及资源无节制的消耗对人类未来生存的威胁；而痛苦主要是说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不可抵挡的社会潮流对人的压迫，如同马尔库塞所说它强加给人们许多欲望，制造人的虚假的欲望并使人成为这种欲望的奴隶，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我们对这种危险与痛苦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对西方的工商文化心生疑惧，中国传统的文化就又变得亲切起来。然而我们又不可能也不情愿向旧文化复归。现代化已是不可更改的方向，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在这个方向中，找到能够维护本民族生存、避免新旧危险和痛苦的文化立场。
郑也夫（４５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文化这个题目有大有小，大小要兼容。大的是价值观，这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礼”，“礼”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尺度，不论社会地位的高低，人对人要有善意、敬意。当前文化体系有些混乱，有点失魂落魄，需要扶植正气，呼唤重建礼仪之邦。
小的包括花鸟虫鱼、琴棋书画，能陶冶人的性情，保持一种和谐，使生活更美、更善、更可爱。孔子说过：“立于礼，成于乐”。西方现代哲学家与孔子如出一辙，主张道德建立在美育之中。
文化报道：时代眼光、改革精神
陆建华（３５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领域本身有可规范的东西。社会思潮、文化精神多样化的趋势在增长，舆论界可以作一些引导和整合，张扬什么、抑制什么，要有自己的态度。有人说，某位当红影星自传的畅销是我们这个文化古国的悲剧。演艺圈有些人言行过于张狂、出格，而我们的评论和批评都不到位。
新闻媒体要把最新的文化现象、思潮、热点呈现给公众，但仅仅作纯技术性描述还不够，需要一些必要的文化批评，引导读者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对大量世俗的、日常的文化现象要加强报道和评述，以追星为例，以前追歌星，今年追球星，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同时，媒体还应关注精神层次的文化问题。这些问题未必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关，但日常现象看多了，就会提出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孙立平（４０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近几年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泛滥，包括金钱崇拜，已有很多议论和批评。当前需要提倡一种健康、文明的文化。化用昆德拉的一本书名，我们面临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金钱”，以前大家都是穷光蛋，近十几年中突然富裕起来，心理上能否承受这些物质财富？能否以平常心来对待金钱？托尔斯泰说过：三代出贵族。这话有一定道理。
我觉得中国社会各部分的功能比较混乱。本来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正、文化管道德。现在我们的市场效率不高，有些报刊对道德建设不热心，却在捧“大腕”，鼓吹能挣会花、消费主义，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孙月沐（３９岁，《新闻出版报》总编室主任）：这几年出现不少雅文化出版物，但我担心大家一窝蜂搞雅的东西，自说自话，寿命有多长？像人民日报这样的报纸的文化版应是雅俗共赏的、作用于世道人心的。要关注群众生活中的东西，关心普通工人、农民、市民在想些什么，关切市井文化乃至更低层次的文化。文化报道还要多关心科学，把文化视角伸展到科学中去。现在学文史哲的人很多，而懂科学的人太少了。
陆小华（３５岁，《中国记者》杂志副总编辑）：当今时代，新闻媒介对于文化现象的产生、价值观念的认同影响巨大。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在弘扬科学中传播文化，以科学为基准扬弃传统文化，以免谬种流传。
这几年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之一是“发烧”。它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物质繁荣的大环境下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１９９５年中国球市的兴起、球迷的骤增，说明这种现象背后蕴藏的力量是多么巨大。也许，在不太远的将来，对某一种东西的迷恋会成为人们在物质之外的基本需要，问题在于新闻媒介如何引导。如果把“发烧”现象引导好，无疑会大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发烧友”多了，而是还不够。只是所缺的不是“追星族”，而是计算机迷、发明迷等。常常有报道说某人穷毕生之力微雕某部书于方寸之地，这说明中国人有巨大的创造力，关键是要找到释放点。如果通过报纸的推动能把人们潜在的“发烧”倾向引导到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上来，那真可谓“功莫大焉”。
（附图片）
（本文照片为本报记者王霞光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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