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怀廉 |
1995-01-31 00:00 |
培植新的生长点——解决农村剩余劳力转移的思考
第5版(理论)
专栏：
培植新的生长点
——解决农村剩余劳力转移的思考
刘怀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难点。能否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生计，而且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能否实现。
在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任其自流”的模式和前苏联”硬性约束”的模式均不符合我国的国情，都行不通。
现代大工业的建立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一是资金的积累和集中，二是大量的劳动力的提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是以剥夺农民的方式获得这两个前提的。起始于１５世纪末的英国圈地运动拉开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序幕。在纺织业对羊毛原料的需求增大从而使得养羊业更有利可图的刺激下，地主和资产阶级以极其残酷的手段迫使农民与土地相分离，使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无产者或半无产者，纷纷流入城市形成庞大的工业后备军，从而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城市工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是不能一下子完成的，由此产生了两个灾难性的结果，一是压低劳动力价格，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极度恶化，二是长期就业不足，社会动荡不安。在经历了长达三四百年的“磨合”过程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基本上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工业化也同样面临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但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不尽如人意。前苏联采取以优先发展具有劳动力吸纳能力低为特点的重工业的战略，对于农业和农民仍是实行剥夺性政策，向农民征集超额贡赋，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设置严格的障碍制止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其结果是经济畸形发展，农业的发展停滞，直到解体前苏联的农业收成也未能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从形式上看，在对待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苏联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是“任其自流”的政策，后者是“硬性约束”的政策。但两极相通，根子都是一个，即二元经济模式。所谓“二元经济模式”，是指以落后的农村传统农业经济为一极，以先进的城市工业化经济为另一极，以此消彼长的方式促使矛盾双方主导地位的转化。在实现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同时具有正负效应的因素，一方面它能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工业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它也会加重工业经济的负担，阻碍工业化的进程。因此，分别看重这一因素的正效应或负效应，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上述两种模式在我国都行不通，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情的不同。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国情的“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由于底子薄，我国城市尚未形成完整而健全的工业体系，缺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巨大而持续的需求。由于人口多，且人口的８０％在农村，农村形成的近两亿人的剩余劳动力远非是现有城市所能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技能素质偏低，与城市就业岗位的需求不相适应；由于耕地少，我国不可能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规模的私营农场，家庭联产承包的经营方式、精耕细作的劳动方式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这有助于延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的速度。总之，国情的不同，决定了我国不能照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而必须在实践中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及其带动的新型小城镇建设，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民在实践中有许多创造，其中最伟大的是两个，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就是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１９９３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４７％，出口额占全国外贸交货值的４５％。据预测，在２０００年之前，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将超过４０％，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将超过８０％。这一切都显示出乡镇企业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大量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到目前为止已吸纳了１．１亿人。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和相对集中，必将导致农村非农产业人口的相对集中居住，从而形成与广大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型小城镇。目前，在我国农村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已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小城镇，其中最典型的是浙江温州的农民城——龙港城。农民集资两亿多元，在国家投资只占５％的情况下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农民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城市人。这样的新型小城市在我国目前虽然不算多，但却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随着乡镇企业的连片发展和相对集中，新型小城镇必将星罗棋布般地遍布我国农村大地。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未来社会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要消除，中国的农民以自己实践的创造正在把马克思的这一理想变为现实。
总之，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及其带动的新型小城镇建设，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从而在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式中插入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三元”，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元经济模式。这个“第三元”主要是依赖农村经济系统的自组织力形成的，其活动的空间是大中城市与乡村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它起着连结城市和乡村的纽带作用，同时具有为农业和城市工业服务的双重职能，它本身又具有“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特点，因而有着强大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广大群众的实践，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规划和操作方案，积极培植这些新的生长点。
具体说来，要突出抓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农产业，积极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进一步扩大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和能力。
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继续呈强劲发展的态势。但也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的乡镇企业无论在产业层次还是地区布局上都有一些薄弱环节。在产业层次上，农产品加工业这个最能体现农村工业优势的产业发展相对缓慢，大部分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资源没有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农村中第三产业的发展更是滞后，尚未形成与农村劳动力合理就业结构相适应的产业规模和发展水平。在地区布局上，乡镇企业发展很不平衡，占全国农村人口总数１／３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产值占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２／３，而占全国农村人口２／３的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产值只占１／３。从总体上看，农村中各种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仍占少数，超出农业实际需要的富余劳动力仍在一亿人以上，并且有上升趋势，就业压力仍很大。因此，积极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农产业，仍是今后农村工作的重头戏。要采取多种措施，促使县、乡镇、村、联户、个人“五轮联动”，形成集体企业、个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多种形式“共生共荣”，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理顺产业结构，重点扶植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促进乡镇企业中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乡镇企业整体素质的提高，由此增强乡镇企业进一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第二，采取积极的鼓励性政策，在乡镇企业相对集中的基础上，加快农村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在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小城镇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小城市，进一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的乡镇企业布局过于分散，既不利于发挥乡镇企业的集聚效应，又容易造成其他种种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由于现有的城乡隔绝的体制，使乡镇企业面临着极大的外部不经济性。因此，必须依托小城镇建设及早实现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可以选择具备一定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中心小城镇，有意识地引导各类乡镇企业向其聚集，促使目前积累不足而又过于分散的资源配置方式向相对集中、合理布局的配置方式转化。通过集中建设水、电、路、邮、市场等基础设施和商业、金融、社会管理等社区保障服务体系，形成结构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运转有序的新型小城市，使之真正成为介于大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第三元”，成为充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生长点。新型小城市的出现，必将导致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相对集中居住，形成对第三产业的规模需求，进而更多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此，需要对现有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进行配套改革，消除农民进入小城镇的体制性障碍，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永久性转移，从而更大规模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三，改造传统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经济，形成以种植业为核心的包括服务于种植业的各种服务性产业在内的立体化、生态化农业产业体系，调节和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季节性供求结构，尽可能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剩余”，除了一部分绝对富余以外，主要是季节性剩余。在农闲季节里，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都处于闲置状态，而在农忙季节，多数农村劳动力又处于“过度就业”的状态，甚至已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要回流。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农业生产力落后、人均生产率低下、抵御自然灾害和突发事变的能力差、体力劳动密集等。这既不利于已转移出去的剩余劳动力实现稳定的转移，也限制着尚未转移出去的剩余劳动力进行有效转移。因此，必须改造落后的传统农业，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人海战术、靠天吃饭”的状况。要不断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利用转包、入股等多种形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与此同时，大力发展与种植业密切相关的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产业，形成立体化的现代大农业。这样，一方面，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实现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稳定性转移；另一方面，分工愈益细密的立体化农业产业体系又可以提供较多的常年就业机会和岗位，内部就地消化部分剩余劳动力，从而减缓农村劳动力剧烈的季节性供求震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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