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洛尼父女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鲍洛尼父女
张虎生
办完近乎繁琐的入关手续，通过最后一道舵式转栏时，大抵因为我们已是最后一批乘客，行李箱上又贴着印有报社名称的显目标识，几位陌生的朋友同时迎了上来。稍事寒暄，便匆匆穿过长长的通道朝出口处走去。蓦地，一只大手搭在我的肩头，对方差不多是俯身在耳语：“还认得出我吗？我是鲍洛尼。”愕然望着这位高我大半头、弓背弯腰的匈牙利老人，竭力想从记忆库中搜寻出残留的片断，然而流逝的时光无情地把往事冲洗得模糊一片。看着我那不知所云的神情，他遗憾地打着手势说：“你肯定是记不起来了，老同学。不过，只要提起瓦斯克里谢斯基，你就会打开记忆的闸门，前年我俩还见过面。”
穿越时间的隧道，北大燕园生活中的漶漫底片渐渐显影：50年代中期，我隔几天就去留学生楼为瓦斯克里谢斯基作点汉语辅导，他正在将《水浒传》译成俄文。偶尔，鲍洛尼和他的女友也过来聊几句，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匈牙利派出的首批留学生。鲍洛尼总是一副双眉紧皱、不苟言笑的样子，其他同学戏称他“鲍夫子”。据说，他和女友有个秘而不宣的庞大译书计划。后来我转校学习，彼此各奔西东，音讯杳然。未承想，阔别36年后竟能在风景如画的布达佩斯邂逅，而他此刻过早苍老的面容委实无法使我与依稀往事挂起钩来。
“老同学，从今天起我将担任你们代表团的全程导游，仅仅是一名懂汉语的导游。”他从粗黑镜框上方注视着我们，语气严肃而怆然。此后五天里，除早晚乘地铁来去，他形影不离地陪同我们活动。他讲话简约，然而由于知识广博、通晓汉语，每每三言两语便能让你捕捉住这个国家灿烂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和特征。他像一个“暖水瓶”，乍接触觉着“冷”，然而从一些细节很快能感受到他的热情与精细，譬如进餐时会给湖南人要盘辣味菜肴、为北方人点道空心粉，特意为我买一客无糖冰激凌。通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在鲍洛尼身上存在着诸多的不协调：衣着随便、肩上老背个旧皮包，饿了从包里掰块面包、渴了掏出大瓶装的廉价饮料饮啜的他，在正式场合竟是许多高级官员熟知的人物；饱经事变，似乎一切都可以顺应的他，却在不少重大问题上有鲜明的、独立的见解。巴拉顿湖畔大教堂下的一席对话，更加深了我对这位老同学的理解。当时，代表团成员都去登临塔顶钟楼，坐在林荫下长椅上的他一板一眼地对我说：“政治家们不能一切都在争论，一切不作决定，这不是自由。他们也不能只向人民谈论变革，而不在变革中让人民受益，从而吸引人民拥护和参与变革。中国当今的政治家不是这样，他们做得十分出色。前些年，我陪过不少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当时我讲过，真正的经验将在中国产生。谁忽视今天中国平稳而健康的发展，谁将犯历史性的错误。同样，谁对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妄加评论，谁就是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他不愧是匈牙利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不愧是中国人民的挚友，我这样想。
翌日早晨8时，鲍洛尼破例没有来宾馆。正纳闷间，一位圆圆脸庞、大眼睛的年轻女士敲门进来，自我介绍说：“我叫高蒂，是鲍洛尼的女儿。昨晚我父亲生病住进医院，我来代替他。现在马上出发到工商部。”无不感到惊讶的我们匆匆下楼，心里却有说不出的疑惑与沉重。会见后，又赶往“四虎市场”，途中才得知昨晚用餐后，患有心脏病的鲍洛尼送我们步行回宾馆后，没有回家而是一个人径直去了医院，被留院接受医疗。他在病床上还给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留过学的女儿打了电话，嘱咐她按照原定日程当好陪同。好不容易结束了一整天的“赶场”，我们提出想去探视一下卧病的鲍洛尼，高蒂讲：“医院规定每天上午9时至10时为探视时间。谢谢你们，父亲身边有他的夫人服侍。”她觉察到我们的表情有点异样，补充道：“她是父亲的夫人，不是我的妈妈。”因为明天一早将告别匈牙利，午夜我伏案给鲍洛尼写了一封祝他早日康复的信。心潮难平，不能入眠，索性披衣翻读“四虎市场”主人当天赠送的题为《情寄多瑙》的中文画册，其中关于鲍洛尼是这样介绍的：鲍洛尼·彼得，1935年6月23日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4年至1961年在中国北京大学专修中文，回国后长期任职于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中国问题。1989年提前退休。1995年创办《远东》月报，该报主要介绍在匈华人生活，报道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三十余年来，著有《中国留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知》、《中国旅游指南》，翻译出版《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中国经济》、《中国农业》等。
不知鲍洛尼是否痊愈出院？这种牵挂之情在回国一个多月里不时涌上心头。引为憾事的是，离开那天沿途竟没有一家花店开门，偌大的机场里竟没有一爿出售鲜花的店面。无奈，只好悻悻然托高蒂转去那封情犹未尽的信件。这时耳边响起老人说过的话：“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再去中国。如果没有这个可能，还有比我更了解、更热爱中国的女儿。”衷心期盼他能够早日成行，带着他心爱的女儿高蒂。（附图片）
（题图为鲍洛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