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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鹰 1996-12-31 00:00

特殊的纪念

第11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剧谭

  特殊的纪念
王晓鹰
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家乡的剧团湖北省实验荆州花鼓剧院(潜江市荆州花鼓剧团),根据曹老名著《原野》改编创作了荆州花鼓戏《原野情仇》,并将它带到了北京的舞台上。这原本是一次普通的戏剧演出活动,没料想曹禺先生在演出前两天突然病逝,而我又是在去观看演出的当天得知巨星陨落的消息。于是《原野情仇》的演出以及我的观看,就都带有了对先生纪念、凭吊的意味。
坐在剧场里不禁想起,三年前我异想天开地要重排不知被上演过多少次的《雷雨》,不仅想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其中的人物,更大着胆子想对剧作甚至对人物进行一些删改。我战战兢兢地去征求大师的意见,得到的是大师热情而由衷的支持,他预言这次“很大胆、很有启发性”的演出“将使一部很旧很旧的《雷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这里不仅体现了大师对年轻后辈的鼓励和对戏剧演出“二度创作”的尊重,更体现了大师对一个基本艺术规律的认同:一个超越时代的戏剧名篇应该在新的时代里与新的导表演艺术家及新的观众产生新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它必然会在新的演出中渗入新的认识和理解并打上新的时代烙印。基于这一理由,尽管曹禺先生没来得及亲眼看到《原野情仇》的演出,我却相信先生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会为这次对“很旧很旧的”《原野》进行的新演绎而由衷高兴的。
《原野》曾被改编成电影和歌剧,而《原野情仇》则是第一次以戏曲为载体进行的改编尝试。荆州花鼓戏和许多中国地方戏剧种一样,是从乡间农民的歌舞说唱发展而来的,更善于表现世俗的生活内容和日常的喜怒哀乐。用荆州花鼓戏演《原野》的主要难点就在于,既要传达原作所蕴涵的浓郁诗意、巨大激情和细腻复杂的人物心理活动以保持其文化品位,又要保持本剧种自身的风格特色而让百姓观众乐于接受。《原野情仇》的剧本改编(胡应明)和导演(余笑予、丁素华)在进行大胆删节简化的同时,抓住人物情感交流的关节点不厌其烦大做文章,以一唱众和、锣鼓帮腔的演唱风格和载歌载舞的场面处理,创造了或热烈泼辣或优美抒情的气氛意境。这些艺术构想的实质性意义还不仅止于文化精品的通俗化改造,它也许更提醒我们,在进行戏曲新剧目创作时需要对戏曲本身的艺术特质有深入的理解和自觉的开掘。在《原野情仇》中,诸如“先救妻还是先救娘”、“暗夜幽会忆旧情”、“大星仇虎对酒对刀”、对“冤仇尽处是悲切”的大感慨以及把孩子比做“金子铺成的天和地”的大希望等场面重彩浓墨的渲染处理,不仅赋予演出以通俗、强烈的观赏效果,更使演出在必要时刻穿透故事情节的表面结构而升华为对人物深层情感的直观表现。为了表现情感内容而超越现实逻辑,这原本就是中国戏曲的艺术特征之一,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时常会看到一些新创作的尤其是表现现实生活的戏曲演出却在用写实的、再现性的舞台时空观念作茧自缚,其处理舞台时空的灵活程度和对人物深层情感的表现强度甚至还不如一些追求诗化意象创造的话剧演出。从这一点上看,《原野情仇》的演出也许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她的包括编、导、演在内的创作者们在开掘一个话剧剧本所包含的丰富复杂的情感内容并用现代价值观念审视“复仇”的同时,更显示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精神的深入理解和发扬这艺术精神的自觉追求。他们当然是戏曲艺术的内行,但他们却并不囿于戏曲的传统表达程式和传统审美取向,那些原本属于荆州花鼓的和原本不属于荆州花鼓的种种质朴、鲜活、灵动、浓厚的艺术处理,融会为一个完整的舞台视听综合形象,共同将大师的传世名篇引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我想,曹禺先生的英灵会为此而感谢家乡的艺术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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